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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如果到泉州，不去涂门街上转转，你就不算真正了解这座城市。在长达米的古街上，分布有13处宋元文化遗存，从香火鼎盛的关岳庙西行至伊斯兰教清净寺，不过1分钟的时间，与这座中国现存最早阿拉伯建筑风格清真寺比邻而居的，是代表儒家文化的府文庙。一条街上集齐清真寺和文、武二庙，涂门街果然很有泉州“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的特色。
泉州清净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遗产点之一
据说涂门街之名源于当年人们修建开元寺东西塔时，需要许多土石方，此地因被用来承载、储存建塔土方，称“土门街”或涂门街。街的中段有宋朝建的清净寺，来泉州经商、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商人及其后代大多聚居在清净寺附近。其中有一户蒲姓人家，在涂门街南面修了大量房宅，占了大半条街，涂门街又成了“半蒲街”。
数百年过去，涂门街上的蒲氏遗迹早已湮灭，但它们以地名的形式留存下来，如棋盘园、讲武巷、灶仔巷、东鲁巷等，而东鲁巷口那块刻有“蒲寿庚府第遗址”的石碑也点名了这些“地名”均与蒲寿庚有关：棋盘园为蒲氏当年下棋玩乐的场所；灶仔巷因蒲氏兵营厨房在此得名；讲武巷与蒲氏所建讲武堂有关；东鲁巷之名来自蒲氏为子女建的“东鲁书轩”。
自建书院、娱乐场所和兵营，可见蒲寿庚在当时的泉州绝非等闲之辈，蒲姓怎么着也称得上是大家族。可明代之后，朱元璋明令禁止蒲寿庚子孙读书入仕，有的蒲姓人家只好改姓，到现在，蒲姓在泉州成了稀有之姓。蒲寿庚到底干了什么，以致他死后百年招来明太祖的厌恶，吓得其族人争相改姓、离开泉州？
这还得从蒲寿庚的出身开始说起。
泉州首富
蒲寿庚祖上为阿拉伯商人——蒲姓即阿拉伯文Abu（阿布）的译音，他们赴南洋进行贸易活动，并在那里定居，把香料从东南亚贩运到中国，后来举家迁往广州，生意越做越大。到南宋时，蒲氏家族已是广东最大的香料富商。岳飞孙子岳珂（—）少年随父到广州游玩，跟着当官的父亲拜访过蒲家，对他家印象深刻：蒲氏住的房子不仅雕梁画栋、金碧辉煌，连花园里的小池塘都是用黄金砌成的。走进屋内，只见厅堂中有四根大柱，撑起庞大沉重的屋顶，听人介绍才知大柱皆用沉香木做料，光是这一项建造费用就高达数万两黄金，更别说用金银铸成的餐具、宴席上出现的珍贵食材和名贵香料。难怪长大后的岳珂忆及当年种种情形，直称蒲姓为“最豪者”。不过好景不长，岳珂多年后再听人谈起广州蒲氏时，“其富已不如曩日”，到底是家道中落了。
大约在此时期——嘉定年间（—），蒲氏家族的一支蒲开宗一家，从广州迁居泉州渚港的法石乡云麓村，继续从事以贩运大宗香料为主的海外贸易。为什么蒲开宗要离广赴泉？表面看是因为家业衰败，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泉州港日益繁盛，大有取代广州港之意，蒲开宗只是做了更利于香料贸易的选择。
此时的蒲开宗一家看上去与汉人无异，靠着多年经营的贸易网络，蒲开宗的香料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他还在泉州出资修建了两座桥——龙津桥和长溪桥，便利货物运输。为了鼓励他将更多的外来香料销往中国，一来方便泉州皇室宗亲的使用，二来增加税收，南宋政府特赐蒲开宗“承节郎”的官衔，虽是个花钱也能买的上的低级官职，但由政府赏赐，意义可不一样。
蒲开宗有两个儿子，蒲寿宬与蒲寿庚，前者喜欢读书、赋性恬淡，“厌铜臭而慕瓢饮”，蒲寿庚与其恰恰相反，“少豪侠无赖”，是个仗义、交游广泛、偶尔耍点滑头的社会活动家。香料贸易虽是项获利颇丰的买卖，风险系数极高，家族产业交到江湖气更重的蒲寿庚手上显然更加适合。有父亲在泉州打下的基础，加上蒲寿庚出色的运营、管理才能，家族生意很快做大做强，没几年，蒲寿庚就把持了泉州港的海外贸易（毕竟香料占大头），成了泉州城首富。他有一支属于自己的航海商船队，海舶数量巨大。为此，他在晋江出口建起“天风海云楼”和“一碧万顷亭”，遥望海船出入。他还拥有实力强大的私人海上武装力量，对付抢劫和杀人掠货的海盗。
蒲氏家族墓碑，重刻于清光绪十六年（），现藏广州博物馆
蒲寿庚生活的时代，泉州一带海盗猖獗，他们在海上劫掠往来船舶，上岸烧杀抢夺，有记录的海寇犯泉事件就有8起，气力已衰的南宋政府派出正规军左翼军也无力阻挡。蒲寿庚为保持商路畅通自行组织队伍，培养一大批战斗力强的民兵，在需要时发挥作用，维持泉州地区的安宁。年，海寇再袭泉州，官兵拿他们没辙，只好征调民船、借用民间力量。蒲寿庚同刚从梅州（离泉州约公里）知州任上退下来的蒲寿宬挺身而出，带领私家武装帮助官府击退海寇，蒲寿庚因功得官，担任泉州提举市舶使，管理海上贸易、征收关税和接送外国使节（“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蒲寿宬也被朝廷授予吉州知州一职，聪明的他“逆计宋事已去，辞不赴”。
此时距元军攻占临安仅剩两年，南宋政权在摇摇欲坠的关头任命一位香料富商掌管海外贸易，与蒲寿庚拥有大量海舶、财富，在南海诸国影响力大（“南海蛮夷诸国莫不畏服”）息息相关。如果说此前蒲寿庚是为自己“打工”的话，当上市舶司官员后便是为朝廷“打工”，“亦官亦商”的身份让他一边经营香料贸易，一边通过官方手段“合法”搜刮利益，增加财富。
压垮南宋的最后一根稻草
然而蒲寿庚担任市舶使的时间并不长。年2月4日，元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俘获5岁的宋恭帝，文天祥和张世杰等人护送益王赵昰一行人出逃福建，途中赵昰即位称帝，改元景炎，蒲寿庚被授封新职——福建广东招抚使，兼主市舶，掌军事、民政和市舶实权，统领海防。在宋代，招抚使非常置军职，受命者通常是负有重要任务的高级将领。正常情况下，蒲寿庚不具备相应品级，不得授予如此重要的职务，也只有在“知非依赖寿庚不可”的特殊情况下，南宋小朝廷才会这么干：承认他在泉州的势力，并向其投出橄榄枝，希望借助他的力量在福建沿海一带抗击元军。
谁都知道，蒲寿庚拥有雄厚的财力，私人武装力量也很强大，与海外联系密切，无论是对于仓促南逃的南宋小朝廷，还是势头正劲的元军，蒲寿庚都是他们想积极争取的对象，谁拉拢了蒲寿庚，胜利的天平就有可能倾向哪一方。据《元史》载，元丞相伯颜也派遣使者不伯、周青赴泉州招抚蒲寿庚、蒲寿宬两兄弟，结果如何，史书未提。从后来蒲寿庚的表现来看，他至少没有当场答应使者与元军结盟。在张世杰护送小皇帝抵泉州后，蒲寿庚尚亲赴拜谒并请驻跸，当时他仍是举棋不定，未下决心降元，不过他的“好意”遭到了张世杰的拒绝。其后张世杰因向蒲寿庚索要军粮物资未果，抢走停靠在法石一带的蒲氏海舶多艘及船上财货，令蒲寿庚大为光火。
法石是蒲氏海外贸易的大本营，那里停靠的大量海船“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年，考古人员在法石试掘了一艘南宋海船，长度在23米以上，载重量约吨，专家们推测商船主人很可能就是蒲寿庚，粗略估算，张世杰等人劫走的艘船总吨位至少也在4万吨，这等于是要了蒲寿庚的“命”。作为商人的蒲寿庚，利益在他眼里是最重要的。作为宋臣的蒲寿庚，“弃宋仕元”肯定不是最好的选择。可是站在泉州港的角度而言，于公于私他都不希望享誉海内外的港口毁于兵火。思前想后，他闭城拒命，与泉州知州田真子上表降元。这对残宋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无奈之下，宋军人马只好继续南逃，往广东撤去。
“蒲寿庚府第遗址”石碑，位于泉州东鲁巷口。
蒲寿庚主动献城降元不单代表了他个人意志，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泉州海商与地方政府的立场。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泉州知州田真子和受其直接指挥的左翼军（首领夏璟）的支持，泉州不可能轻而易举在蒲寿庚带领下投降蒙古人。这三个人在南宋晚期分别掌管泉州地区的财政、行政与军政，都是隶籍泉州的地方精英，与身处泉州的赵宋宗室子弟分属不同阵营。这也容易理解，毕竟赵氏后裔都靠地方财政养着，有的仗着自己的身份为非作歹，甚至明目张胆抢夺泉州商人出海的船舶与货物，欺压商贾百姓。当南宋小朝廷抵达泉州，既要仰赖当地人力、物力、财力支撑岌岌可危的政权，又妄图指挥一切时，势必引起一部分地方精英的不满。他们反感于宗室的横暴行为，比起是否“忠君”，更在意的是地方和家族的利益，明眼人也看得出来南宋大厦将倾。
几经权衡，蒲寿庚等人弃宋降元，在带领泉州港依附新王朝的过程中，又做了件让朱元璋愤恨的事——上千名赵氏后裔被蒲寿庚赶尽杀绝，他们本打算与回师攻泉的张世杰来个里应外合，结果遭到毁灭性打击。清除完泉州城里的反元势力后，蒲寿庚协助元军参与剿灭包括东南沿海及海外地区的南宋残余势力。他虽然保全了泉州港，使它在宋元鼎革之际得以平稳过渡，于元代达到空前繁荣，但却祭出了压垮南宋的最后一根稻草，加速了南宋灭亡。
一时显贵冠天下
年降元后，蒲寿庚先后被任命为闽广大都督、兵马招讨使、泉州市舶使、福建行省中书左丞、泉州行省平章政事，官阶越升越高，可见元廷对其重视程度。虽说蒲寿庚在将泉州易主的过程中主要依靠了汉族地方精英力量，但由于元朝实行的种族政策，相比汉人、南人，作为色目人的蒲氏家族享有更广阔的政治前途，蒲寿庚是众多降元人物中唯一一位在新王朝中享有持久和耀眼政治生涯的，几乎延续到他生命的尽头。蒲寿庚家族受益颇丰，泉州港也因为他的存在再度焕发生机。
泉州的市舶收入是南宋财政的重要来源，这点元世祖忽必烈不会不知道，他自然不会扔掉到手的“香饽饽”，在泉州港归元后的第二年就设立市舶司，宣布恢复海外贸易活动，此时全国还有不少地区处于战乱之中。年，忽必烈命蒲寿庚、唆都诏谕海外：“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唆都一介武夫，骁勇善战，缺乏海外贸易的经验，招徕各国商人的重任自然落在“素主市舶”、在海外市场颇有声望的蒲寿庚身上。加之在元代市舶法规于年制定、颁发之前，元承宋制，泉州市舶制度的运行，必须依靠熟知宋制、经验丰富的蒲寿庚及其亲信。于公于私，蒲寿庚都乐意为之，并尽全力“诱诸蛮臣服”。没有文献记载蒲寿庚是否亲自出海招商，但他的长子蒲师文在担任海外诸藩宣慰使时曾带着蒲寿庚的亲信出使南海，利用蒲寿庚的人脉和威望对他们进行动员。此后，元朝政府几次重大的招谕活动都从泉州港启航，主要由泉州当局负责，并有蒲氏亲信参加。
其时，世界各国贸易正处在兴旺发达时期，亚非各国商人都在寻找自己的理想市场，加之元朝不断派使臣出使南海诸国，引起外商对泉州港的瞩目和兴趣，没多久就有外国使臣和舶商来到泉州。繁忙的景象在短暂的战乱后重又到来，泉州港万国梯航的情形甚于以往任何时候，如马可·波罗所言：“如此多的商人和商品聚集在这个城市，几乎让人难以置信。”
有趣的是，为使海外贸易更顺利地开展，蒲寿庚向忽必烈奏请加封妈祖，促成了妈祖信仰在元朝的官方化。他还奉命为元征服日本修造艘战船，后来抱怨“民实艰苦”，只建了50艘，此事不了了之，根本上还是因为蒲寿庚出于商人的本能，不赞成元廷黩武海外。他一边身居高位、为国出力，一边继续经营家族生意，垄断南海香料贸易。
在泉州，无人不知蒲寿庚，“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数千”是时人对他的评价，其子孙也跟着沾光，“一时显贵冠天下”。连蒲寿庚女婿佛莲，手下都有一支由80艘商船组成的船队，家藏有“珍珠一百三十石”，财力雄厚。这一大家子住在泉州城南占地亩的蒲寿庚府第，里面有花园、棋盘园、驿馆、私塾、练兵场等。据说蒲寿庚下象棋方式与旁人不同，他以32名美女为棋子，并在花园北面开辟棋盘园，让她们身穿红黑二色衣裙，头顶上分别写着“将”“士”“象”“马”等字样，下棋时，他和对手在楼上对阵，双方每走一步就有台上的工作人员大声传令，让美女按号令在棋盘园移动。他给每一位“棋子”都安排有宿舍，一共32间房，她们居住的地方，至今仍取名“三十二间巷”。在蒲寿庚修建的那座华丽驿馆里，不知接待了多少外国人。
泉州棋盘园
蒲寿庚的辉煌人生纪录于至元二十二年（）戛然而止，之后的史料里找不到关于他的任何行迹，有学者推测蒲寿庚死于年。他的3个儿子中，只有长子蒲师文还在经营海外贸易、管理市舶事务。仅至元二十六年（），市舶司就向政府上交珠斤，金3两，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泉州，单黄金一项的收入，相当于朝廷岁入黄金总数的1/6。在蒲氏家族的努力经营下，有元一代，与泉州进行贸易和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近百个，达宋朝的两倍之多，其“朋友圈”包含亚非欧诸多国家。无怪乎年元廷“开平海省于泉州”时，蒲师文被任命为平章政事，在泉州港的海外交通事务中继续发挥作用。
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族人纷纷改姓避难
要不是年泉州爆发以外族人（蒲氏族人也有参与）主导、长达十年的亦思巴奚（波斯语民军的音译）战乱，将繁荣的泉州港拖向动乱的深渊，蒲氏一族在泉州呼风唤雨的日子也不会就此结束。从蒲开宗落脚泉州法石乡云麓村算起，蒲氏在泉州生活多年，一个经营香料的海商世家能在宋元鼎革之际与泉州港的命运产生那么强的关联，甚至主导一个港口的兴衰（主要是兴），在泉州乃至中国海外交通史上实属罕见。
诚如闽南史专家陈自强所言：
“蒲氏家族之所以能在泉州港的海外交通贸易事业中发挥长久的重大的影响，当然有其家族自身的内在因素：世代从事海外贸易，具有经营海外贸易的丰富经验，熟知海外诸国风情，并在长期的过程中构造了内内外外、政府的、民间的关系网络。但更重要的是所处历史时代为它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造就了蒲氏家族的辉煌。”
他们作的每一次选择，无论是在泉州港的兴盛期迁居此处，还是加入忽必烈阵营，成为后者开拓海外贸易时的左膀右臂，都适应了历史的需要，而宋元之际的历史鼎革，为他们提供了有利的机遇与用武的舞台。
年，亦思巴奚兵乱以元朝政府军成功镇压乱兵、重新控制泉州而结束。战乱对泉州港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大量商人外逃，其中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带着钱财、贸易关系和资源移居中国的其他地方。比如以朱道山为代表的泉州海商先是投靠张士诚，在太仓娄江港从事海外贸易，在朱元璋称帝后又率先带领首个外国人商团向大明王朝朝贡，受到朱元璋的礼遇和优待。
相比而言，蒲家人的境遇就要惨得多。如明陈懋仁撰《泉南杂志》言：“我太祖皇帝禁泉州蒲寿庚、孙胜夫（蒲寿庚亲信）之子孙，不得齿于仕，盖治其先世导元倾宋之罪，故终夷之也。”蒲寿庚的曾孙蒲本初都是从母姓杨后，方能读书入仕。蒲姓后人中，也有不改姓的，世代住在船上，以捕鱼为业，也有改姓吴（与蒲音近）、黄、卜的。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20世纪50年代后期去法石做过调查，发现“卜姓占全村人口半数以上，相传此处有蒲寿庚的后裔，元末明初泉州有反蒲运动，蒲姓恐被株连，故相率改为卜姓”。有的蒲姓后人干脆离开泉州，避居永春、德化、诏安等地，继续从事香料生意。至今，蒲寿庚的后人中仍有人在“香都”永春、德化等地从事香料业、经营制香厂。
参考资料：
苏基朗《论蒲寿庚降元与泉州地方势力的关系》
庄为玑、庄景辉《泉州宋船香料与蒲家香业》
毛佳佳《蒲寿庚事迹考》
陈自强《论蒲寿庚家族对泉州港海外贸易的贡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