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人类在千万年的生产实践和文明进程中创造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民居建筑和民居文化，其中穴居是人类最古老的居住形式，为先民提供了遮风避雨的居所和休憩繁衍的安全空间。考古证明，原始先民的穴居现象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窑洞即由古老的穴居发展而来。时至今日，窑洞式房屋广泛分布在我国黄河流域的陕西、甘肃、宁夏、河南、河北以及山西等地。我们从窑洞的存在仍然可以看到古老的穴居衍生生活方式的生命力，感受到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中蕴含的生存智慧和发展创新的精神。
一、陇东窑洞的历史和文化渊源
窑洞来源于天然的洞穴，窑洞的产生意味着人从天然洞穴的居住转向自己创造更适合人的主体目的性的住所，这是文明的一大进步。这个时期当在古代传说中的帝尧时期，也称为陶唐时期。
《尚书·夏书·五子之歌》：“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旧题汉·孔安国传：“陶唐，帝尧氏，都冀州，统天下四方。”“陶唐”即帝尧，号陶唐氏，是传说中上古父系氏族部落联盟的首领，为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之一。帝尧为何称为陶唐，许多古籍记载和解释试图说明这个问题。《礼记·帝系》说“帝喾四妃，陈丰生帝尧，封于唐……天下号曰陶唐氏。”《汉书·地理志下》颜注又称引张晏所说“尧为唐侯，国于此。尧山在唐东北望都界”；汉代许慎《说文解字》有“陶丘有尧城，尧尝所居，故尧号陶唐氏”的说法。这些文献的作者都尝试通过古地名的考证来解释上古的“陶唐氏”，并得出了种种说法，主要的说法是认为古唐国（古唐部落）在今天的河北省和山西省的一些地方。也有人否认“陶唐”的存在。但肯定“陶唐”存在的文献资料及其研究都说明陶唐氏属于北方民族。
实际上，从词源说的角度考证“陶唐”，就能够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就如17世纪意大利语言学家、神话—历史学家维柯确定的词源学原则所说，“一切语言中的词源学普遍原则是词（或字）都是从物体和物体的特点转运过来表达心灵或精神方面的各种事物。”[1]这意味着人在“用语言表达精神方面的事物的时候，语言的演变恰恰也反映着各种事物在人的精神观念中发展的过程。”从字形来看，最早“陶”写作“匋”，古义同“窑”，如唐代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十三记：“陶，《集训》：‘窑也，烧瓦器土室也。’”后来“匋”写作“陶”，用来表示制陶时从高坡上取黏土之义。这意味着其时制陶文明的出现和繁荣，先民们以语言文字“陶”表达，而制陶本来就是以“匋”（yáo）烧制的，所以“陶”字具有形声兼会意的性质。北方黄河流域的先民们也以“陶”来称谓陶窑，《后汉书·杨彪传》：“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灶数千所。”这里的“陶”便是“陶窑”义。而从古文字的角度看，“甲骨文‘尧’的形体正好反映的是穴居民族居于地下的生活方式。‘尧’字从人屈身于土下，会穴居之意。‘尧’古音疑母宵韵，与‘窑’叠韵，‘尧’‘窑’同源，都有穴居之义。‘尧’实际上与‘陶唐氏’同义，都是对远古穴居民族的称谓。”[2]至于“唐”的含义，在此处应取“大，广大，浩荡”之意，如《汉书·扬雄传上》：“平原唐其坛曼兮，列新雉于林薄。”中的“唐”之义。“陶”与“唐”连用，意为窑宽阔广大。
晋张华《博物志》卷一《五方人民》云：“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3]。南方人民多“巢居”，是因为南方气候炎热潮湿，故人民喜欢将居所与地面隔开一定的距离，因而吊脚楼等悬空式的巢居民居多见于南方，北方黄土层深厚，便于开挖窑洞，又因气候寒冷，窑洞保温性好，故民多喜窑洞式的“穴居”。
陶唐氏作为一个生活于黄土分布广泛的北方的部落，是一个懂得利用黄土层修筑地下住穴的先进部族。由于陶唐氏拥有先进的挖穴筑屋技术，意味着拥有强大的改造自然的能力，所以能够使“民说（悦）之，使王天下”而享有上古贤君的美誉。而且，许多研究者指出窑洞穴居良好的保暖原理和功能可能与黄河流域先民最早采用陶窑烧制法制陶之间有相互关联性。在黄河流域的广袤大地上，陶唐氏开创的尧文化具有显著的特征——窑洞穴居和制陶。
以上通过对“陶唐氏”的解释来追溯窑洞起源的学说尚处在历史的迷雾中需进一步商榷和探讨。不过它为认识远古窑洞居所文明提供了一个可资探讨的说法。而甘肃省陇东地区的窑洞起源则有可为文献记载证实的较为可靠的历史，对其进行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陇东窑洞的传统价值和民俗学意义进行理论的构建，产生新的认识，并做出新的评价。
陇东窑洞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先周时期。周祖文化既是周部族起始阶段的文化，也是一种区域地域文化。
《左传·文公二年》言：“禹不先鯀，汤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周人认为不窋是自己的始祖。《史记·周本纪》记载:“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
关于戎狄之间的地域所指，张守节《史记正义》中引用《括地志》云:“宁、原、庆三州，秦北地郡，战国及春秋时为义渠戎国之地，周先公刘、不窋居之，古西戎也。”唐代的宁、原、庆三州包括今天甘肃庆阳地区、平凉地区、宁夏南部的固原州、陕西北部和咸阳地区等地域。《括地志》也指出：“不窋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即不窋在戎狄所居之城也。”弘化县指今天甘肃庆阳的庆城县。周人崛起于戎狄之地，不窋之子鞠陶、孙公刘带领周部族在戎狄之地生活生产和发展壮大。以古代地名来言，戎狄所居之地亦称为豳。《汉书·匈奴传》：“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其后三百有余岁，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亡走于岐下，豳人悉从亶父而邑焉，作周。”
周人先祖从不窋到古公亶父的前12代均居住在豳地，豳地以今甘肃省陇东庆阳地区为主，今庆阳地区所呈现的社会民俗、民风文化，都带有浓厚的先周遗风，窑洞文化就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说文解字》对“窋”的解释：“窋，物在穴中皃（貌）。从穴中出。”
在古代文化中，部族首领的命名一般以该部族的文化特色来指称，从这个角度看，先周时期人们居住方式以窑洞穴居为主。《诗经·大雅·绵》：“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这里的“陶”即指窑灶；复，指古时的一种窑洞，即旁穿之穴。《毛诗正义》卷16指出“陶复陶穴”即“窑复窑穴”。从今天的窑洞构造来看，“在原上，正凿的窑洞为陶穴，在川地台上，合流两岸的半山腰间，或在原边的沟壑之地，旁穿的窑洞为陶复，陶复是半穴居的窑洞，正凿之窑为地坑庄，只不过这种地坑庄上下出入道不完全是正中而已。”[4]《大雅·绵》以热情洋溢的语言追溯了周王族十三世祖古公亶父自豳（邠）迁于岐，定居渭河平原，振兴周部族的光辉业绩。从诗中看到古公亶父初迁到岐的时候，率民挖窖又开窟，还没有筑屋建厅堂。这说明周人先祖所居的豳地，人们“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于岐娶了姜族女子，周与姜联姻。由此，古公亶父被承认为周原的占有者和统治者，然后开渠垦荒，安家定宅，修屋筑室，建起庙社城郭等等。从这首诗也可以读出周人在古公亶父时期住宅文明发生了大的改变和飞跃，周人走出地穴窑洞，在地面建造房屋。
无论如何，先周人民“陶复陶穴”形成了豳地特有的居住方式和习俗。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陶复陶穴”发展出各种类型和不同功能的窑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窑洞民居文化。清乾隆时期的《甘肃通志》记载：“庆阳府人好稼穑务本业，有先王遗风，陶复陶穴以为居，于貉为裘以御寒”[5]。时至今日，陇东窑洞民居以及与之融为一体的各种民俗，成为这块土地上最为鲜活的文化特色。
二、陇东窑洞的主要形态及营造技艺
陇东窑洞的发展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窑洞营造技艺分布于陇东地区全境，几千年来能够一直传承和发展，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从自然环境方面来看，陇东地区属于半干旱半湿润地区，地表水分布相对较丰富，水源是人畜日常必须的物资，陇东地区适宜于农业生产。同时陇东地区黄土深厚，土质密实，宜于挖洞建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古老的窑洞民居传统塑造了人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与之相应的文化传统。一种文化传统形成之后，它会成为一代代人的集体无意识和行为方式而传承下去。源于先周时期的陇东窑洞民居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千百年来已经融进了陇东人的血脉里。
在陇东窑洞自先周以来的发展过程中，随着人们生活的需要各个时代的窑洞不断改良，越来越适宜居住。周代窑洞为半地穴式，秦汉时期发展为全地穴式，即现在的土窑。唐宋时期，窑洞有暗庄、明庄和四合院庄的类型，除居住的窑洞外，还有不同功能的窑洞。明清是窑洞建筑最辉煌的时期，出现了防兵荒和盗贼的窑洞堡子，窑洞城镇等。明清时期，陇东窑洞民居达到鼎盛。经过千百年来的文化传承和科学技术改进、窑洞建筑技术的成熟使得人们能够建造复杂多功能的窑洞。近年来陇东地区能够用于地面建筑的木材大量减少，而人口的增加，使得节约建筑木材的窑洞居所成了人们的优势选择。再加上明清陇东战乱频发，窑洞具有很好的隐蔽性，所以出现了大规模的多功能的窑洞建筑群。
陇东窑洞的形式详细划分可分为不下十种形态，但是大类主要是三种，分别是：明庄窑洞、地坑庄窑洞和半明半暗庄窑洞。
明庄窑，也叫靠崖式窑洞，最常见的称呼是崖庄、崖窑。明庄窑洞大多挖掘于山边，沟畔等山区。善于利用天然的崖势，靠山崖，面朝开阔的川地、平川，顺山势而建。修建时首先要将天然崖面修平整，接下来才可以挖掘窑洞。明庄窑多数是一庄三窑或五窑，也有五窑以上的。崖窑由于依山，依坡，依崖而建，取土量相对于较少，具有省时、省工的优点，也通风、透光好，并且排水通畅，轻易不会发生积水内涝。
地坑庄窑洞，是一种下沉式窑洞，也称为土坑窑，地坑院等。此类窑洞一般修于平原大坳里，在陇东大大小小的塬面上分布较多。修建下沉式窑洞需要在平地挖成一个五至八米深的长方形的大坑，首先将坑内靠北方向修成崖面，之后才可以往里挖掘窑洞。后来根据人口的增加不断将院子扩大，其他三面也削崖挖窑。按照地形和风水学的原则，选择合理的方向修一个长坡径道直通塬面，作为人行道，当然也有修建一个类似于窑洞的斜坡型通道，庆阳方言里称之为“巷道”或者“大门洞子”。这种窑洞实际上有地下室的功能，冬暖夏凉的特点更为明显。
半明半暗庄窑洞，主要在塬上丘陵地带，或者山区崖势不高的地方，或者前低后高的胡同巷道里修建，是一种后方崖面高，前方崖面低的窑洞院落。地坑庄和半明半暗庄都可以形成一个完整而舒适的地下庭院，其空间布局组合保持了北方传统四合院正房三间的格局，并且有厨房和贮存粮食的仓库、饮水井和渗水坑，以及饲养牲畜的棚栏。
除了以上三种形制的窑洞，窑洞的类型还有很多，比如独立式窑洞（箍窑），以及拐窑等等。陇东窑洞虽然形态多样，但建造的核心技艺基本相同，庆阳窑洞营造技艺作为民居建筑技艺中具有代表性的营造技艺，于年6月被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窑洞营造技艺的基本工序：
第一步，选址挖地基。选址一般由土匠（专门挖窑选址的人）进行，普通明庄窑洞选址多在朝南的山坡上，向阳，面朝开阔地带。然后在选址上挖地基，地基根据所挖窑洞的类型确定挖地基的方法。地基挖出大致形状后，要进行“刮崖面子”，即把表面修理平整。
第二步，打窑，即挖出窑洞的形状，把土运走。打窑需慢工进行，注意土中水分的干燥，以防坍塌。然后镞窑，也叫“剔窑”或“铣窑”，是从窑顶开始剔出拱形，并把窑帮刮平整。
第三步，泥窑。等窑洞晾干之后，用干的黄土和铡碎的麦草和泥，用来泥窑。泥窑至少泥两层，粗泥一层，细泥一层，也有泥三层的，泥成的平面要求光滑平顺。
第四步，扎山墙和安门窗。窑泥完之后，用土椎子扎山墙或砖砌山墙，靠窑口安门窗，一般在门高处安高窗，和门并列安低窗，一门二窗。门内靠窗盘炕，门外靠墙立烟囱。经过以上挖掘修整，窑洞基本造成。
窑洞体现了美学价值和生态价值的统一。窑洞具有冬暖夏凉、保温隔热的功能，宜于人居，有“远来君子到此庄，休笑土窑无厦房，虽然不是神仙洞，可爱冬暖夏天凉”的说法。窑洞就地建设、经济实惠也是人们喜欢窑洞的原因。无内衬的窑洞造价一般是地面建筑造价的1/10，而且由于开挖窑洞主要依靠人力，乡邻常互帮互助式的开挖，人工成本也低。营造窑洞的时间也可以拉长，多数情况是先挖开一两孔可维持起居的窑洞，之后再慢慢挖掘其他窑洞。坚久实用也是窑洞独特的优势，俗语说“百年的窑洞随处可见，三十年的厦房难见。”在陇东地区的山区，废弃的百年窑洞常见，却也并非破败不堪。
从以上所述陇东窑洞的历史发展形态，以及营造技艺可以看出窑洞受自然条件和环境的影响，它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表现了人与自然的结合。窑洞将人工融入自然之中创造出地下空间，这引起了世界建筑界的注意，也是现代民居设计要从生态家屋中继承宝贵建筑遗产的一种资源，这也反应了非遗的人类共享性特点。
三、陇东窑洞民居的美学意义和文化价值
陇东窑洞民居是人工与自然的有机结合，是建筑生根于大地的典型代表，其自然风格与乡土气息充分体现了敦厚朴实的民风。乡村住宅应该寓于大自然之中，好像是大自然的延续。它意味着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生态和谐，让人想起人类原本就是生根于大地，因而产生一种生态和谐之美。
（一）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美学
陇东窑洞民居体现着人与自然环境相适宜的生态美学思想。人居于窑洞体现出人在认识和关爱自身生命的同时，超越了役使自然而为我所用的偏狭，将自身生命与对象的生命世界和谐交融，从而实现了对自身生命价值的体认和对外在自然审美价值的发现，实现了生命的共感。这种生命的共感既体现了生命之间的共通性，也反映出生命之间的共命运感，因而奏响的是人与自然的生命和弦。
晋代郭璞《葬书》中记载“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术”也称“堪舆之术”，其实质讲的就是天体运行与地理方位的对应关系。林语堂曾描述过人对风水的理解：“山川都是神灵，而从许多盘曲的山脊，可以看出龙背，当山背下降而没迹于平原或海，就可以看出龙尾，这是的泛神主义，是堪舆术的基础。堪舆术虽为不可信的迷信，它具有相当灵学上的和建筑上的价值。”[6]堪舆学中包含着生态美学的思想，因为它的核心思想是万物有灵，即人与自然之间有着对应的生命共感。虽然古人没有直接提出生态美学的概念，我们现在使用的生态美学概念来源于西方，但天人合一的思想正是生态美学的精髓。的建筑学对于风水的重视，是中华文明朴素的阴阳观念和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
首先，窑洞营造的风水学禁忌遵循着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美学思想。陇东窑洞的选址一般都坐北朝南，以面南为尊，以向阳为上，这也是风水上的要求，就是选择靠山面水，东西北三个方向地势较高，南面开阔的地段。这样的选择从风水上来说背后有“靠山”，盘曲的山脊可能意味着“龙脉”或者“虎脊”，倚“龙脉”靠“虎脊”而居，可吉祥长寿。所以窑洞选址常呈现“U”字形，弓弯向阳山湾，背后“靠山”博大悠长，亦符合“万物负阴而抱阳”的阴阳和谐思想。实际上，这样的风水观念恰与陇东的自然地理具有和谐一致性。陇东地区在地理条件上，东倚子午岭，北靠羊圈山，西接六盘山，东、西、北三面隆起，中南部低缓，故有“盆地”之称。大地区的地理环境与风水学讲究的东西北三个方向高，南面开阔极其契合。陇东的窑洞，尤其是崖庄窑和半明半暗庄的形态也属于这种三面高一面低的情形。而建好的窑洞建筑外观古朴、凝重、有圆有方，窑前栽花种树、蓊翁郁郁，窑洞掩映在花木之中若隐若现，与黄土沟壑浑然一体，不超越于自然而埋藏在大自然之中，成为美丽的“文明建筑”。
陇东窑洞民居关于水土的风水禁忌，也遵循了生态和谐的思想。水源决定窑洞选址的大体区域。拥有较为便利的取水条件是修窑洞庄院的必要条件。只是有水源还不够，水质也要较好，适宜人畜饮用。因此众多的窑洞村庄沿河川聚落，沟谷分布，便于取河水或者泉水。窑洞修建的风水禁忌中对水的流向也有明确的规定。进院子的水必须从北进，出院子的水必须从南出，向南走。民俗中认为水不可走反，水反即犯，于家庭不利。前文所讲到的地坑庄或者半明半暗庄由于排水不畅，都会修建渗坑。渗坑里的积水只能下渗，不可取用。若取用，这种被称之为“抽肠掖肚子水”，对家庭不利。其实在这些观念也恰恰顺应了窑洞建筑一般南面低而平阔的特点，也是对水往低处流的自然规律的遵循。
窑洞院落内部构造和布局呈现着与传统民俗文化和古朴的生态文明精神相融合的特征。窑洞院落内部分主窑，厨窑，居于中间的就是尊位称为当中窑。灶为上，多在向阳面，厕所次之，多为阴面。“由于自古提倡以‘礼’作为衡量人们行为的准则，窑洞住宅的布局安排也均在‘礼’字的约束之内，体现出明显的尊卑关系。如窑洞正脸多挖三孔或五孔，人称‘一主二仆’或‘一主四仆’，中间大窑为父母长辈所居，两侧小窑为晚辈子媳所住，主窑往往较边窑高些，建筑上的装饰也多，而小窑则不许僭越”[7]。窑洞民居布局严谨、主次分明、中轴对称，呈现出一个“中”或者“天”字，体现传统建筑的“正位一统”的思想观念。窑洞造型的简洁、上部拱圆、下方端直，又契合传统文化中“天圆地方”的思想。这些都体现了大自然的和谐与秩序，体现出人的宇宙意识。就像一位国外的汉学家所言：“传统的房屋也同样是用一种宇宙符号表现出来的。……换言之，在日常住宅的特定结构中都可以看到宇宙的象征符号，房屋就是世界的成象。”[8]
窑洞院落中栽种的树木也有禁忌，前不栽桑，后不栽柳”。桑与“丧”音近，民间多谓之不吉；柳与“流”谐音，有金钱财物外流之嫌。根据一些老人言语，桑木不论大小，中心总有裂隙，是“心烂之木”，柳树木质不坚实，软弱，也是不吉之物。宅院四周也不宜栽种松树、柏树等。松树、柏树等多分布于庙宇，坟墓，祠堂周围，平常人家庄院栽种有冒犯神灵，祖宗之嫌。古代的风水多用作城镇及村落选址和宫殿的建设，在后来的发展中也用风水寻找丧葬地形。这些传统的风水禁忌文化与窑洞民居相契合，反映着世世代代陇东人对于土地、自然的敬重，对于祖先、神灵的敬畏。
总之，陇东窑洞民居蕴含的人与自然契合“天和”，也贯穿着人和社会和谐的“人和”，它们交融在一起形成了自然人文整体的生态美学。
（二）民俗文化中的生活美学
陇东是一块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大地，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从传统音乐唢呐艺术、传统戏剧皮影戏（环县道情皮影戏）、传统美术剪纸（庆阳剪纸）和庆阳香包绣制、传统技艺庆阳窑洞营造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即可看出陇东文化的厚重与精彩，而这些文化遗产也恰恰展现着陇东风俗和生活美学。陇东的生活美学是一个整体，是在陇东这片沃土上生长的文化现象和精神。陇东的民间艺术和民俗文化无不与窑洞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把陇东窑洞比作一棵壮硕的树干，那剪纸、刺绣、道情皮影戏、唢呐等等优秀的民俗文化都是一支支健硕的枝干，每根枝干上又会长出相似但又不完全一样的叶子，共同构成了陇东窑洞民居生活之树和生活之美。
第一、窑洞装饰之美。陇东窑洞的装饰，最常见的是饰以剪纸、刺绣和皮影类。这些装饰品属于与生活密切交融的民间艺术，多出自妇女之手，它们是用来美化生活，或者给生活增添美好寓意的，因此完全区别于艺术家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窑洞装饰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在窑洞内挂香包刺绣品和贴剪纸窗花。在陇东的黄土地上，以红色为主色的剪纸装饰窑洞非常显眼。剪纸主要用于装饰窑洞的门、窗、炕、灶、顶棚等，因而有窗花、门花、炕围花、墙花、顶棚花等。特别是剪纸用于装饰拱形的窑洞窗户，异常美丽。窑洞口窗户以木格窗棂划分窗格，窗棂的疏密构图分割窗的高和宽，做成格子图案，然后以白纸裱糊，现在也多装以玻璃。逢年过节时，居民们会在窗户纸或者玻璃上贴上窗花。窗花的图案生动古朴，常见的图样有鱼、鸡、鹿、鹤、蝙蝠、牡丹等动植物。二龙戏珠、狮子戏绣球、老虎下山、娃娃戏莲等图样活泼生动，趣味天成。装饰剪纸的窑洞外看喜庆华丽，内视则舒适明快。此外，著名的剪纸“寿花”，将鹿头纹样的原始图腾形态和生命树的植物形态结合在一起，上有轴对称的双鸟，这是两汉时期广为流传的“生命之树”的图样，还有“五福捧寿”等大型图样常用于顶棚花和墙花，为窑洞增添了光彩。色彩艳丽的香包刺绣品对窑洞内部的装饰也非常重要。香包的布料颜色以红黄蓝绿亮色为主色，经过心灵手巧的女性的搭配和绣制，然后缝制成不同立体造型挂在窑洞内，立刻会增加窑洞的美感和温馨喜庆的氛围，表达着人们祈祝吉祥如意，禳灾避邪，祛病保平安的美好愿望。窑洞门帘窗帘，以及炕头上的被面、枕巾等上面都会绣制上各种精美的图案。剪纸、香包以及绣制的日常生活用品，乃至皮影，这些装饰品将窑洞居所变成一个民间艺术生活的空间，意味着将窑洞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了。
第二、窑洞院落里的音乐表演艺术。陇东皮影戏是古老的道情与皮影相结合的产物，相传产生于宋代。它在千百年的发展演变中，融民间音乐、美术和口传文学为一体，成为陇东人民倾诉情感、丰富文化生活和承担祭祀、过关、还愿、节庆等习俗的综合性艺术。陇东皮影戏是从窑洞中走出来的，有“炕头戏”之称。二十世纪之前，牛皮灯影子在陇东非常流行，冬闲时逢喜事或者节日就请一个皮影戏班子，晚上在宽敞的大窑里，拉上白布，点上油灯，众人坐在炕头上就可以看皮影戏的演出。平时遇到红白喜事也会请皮影戏班，晚上最多时大半个村子的人都坐在一个窑洞院子里看皮影戏的演出，为辛苦的劳作生活添加一些乐趣。陇东皮影戏的演出剧目内容上多贯穿了因果报应、惩恶扬善的思想，这与陇东地区本来就浓厚的农耕文化和礼俗文化相结合，融入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之中，在“成教化，易风俗”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陇东窑洞的生活之美为当代民居建筑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比如，民居装饰的原则，应该选取主人的生活中有意义的物件，展示主人或家庭的生活情趣，独具地方特色的乡村民居都应该具备这样的体验，通过这些可以对主人和地方文化有更多的了解。这已经成为全世界乡村民居美学遵循的原则。而采取取悦来访者的物件，比如时髦的商品化艺术品装饰民居，则缺乏表现力，造成近几十年来农村建设中乡村民居个性消泯，千篇一律。所以，陇东窑洞民居的生活之美正源于人们朴素本真的生活，却似乎给外面的人们讲述着独有风味的陇东故事。
四、传承发展陇东窑洞民居，推进乡村振兴
二十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陇东窑洞民居大量地被地面房屋所取代，原有窑洞逐渐废弃，独具特色的窑洞民居文化已处于濒危状态，窑洞营造技艺也面临着失传的危险。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这一群体大多对窑洞有着深厚的情感，对窑洞有着浓浓的眷恋之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至九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群，大多数的人对于窑洞的感情淡漠，也不喜欢住在窑洞里。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少年群体，绝大多数人没有住过窑洞，对于窑洞几乎没有认知，幼时住过窑洞的孩子，现在也对窑洞有些嫌弃之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总体上来说，它可能是全世界范围内，人们废弃传统民居走向现代混凝土建筑的房屋的一种“时代病”。这种时代病症可以描述为：“当前高科技的建筑技术及新材料的引进使住宅工程向大型化、高层化发展，对原有的人类乡土文脉的生存空间及生活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与破坏。就社会整体现象来看，外来文化夹杂着商业的强大势力侵入了现代社会各个领域，而各行各业又纷纷以现代化的虚饰来建造进步的假象，使得人类承传的文化经验及生活方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当前居民的实质居住环境统统被房屋市场的导向和流行风潮所决定，居住环境的‘品质’被‘异化’。”[9]这样说并不是要将要窑洞这种传统民居固定下来，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让一个可能不再与其祖先拥有同样需求的家庭使用它的话，那就是将传统住宅不适当的一面保存下来。但是，人们对窑洞在新时期如何传承发展的认识不足，却也是窑洞衰败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与现代技术营造的高效便捷的住宅相比，窑洞确实存在不足，但人们却没有仔细思考如何将陇东窑洞民居的优点与科学技术结合，改进和发展它，使其成为陇东这块土地上乡土住宅最好的形式。人们忽视了窑洞民居中“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及其生态美学和生活美学的价值，在现代性的鼓噪中自觉不自觉地从情感到行动上都轻视了窑洞这种文化遗产，而一味地去模仿现代化的便捷生活，实际上也过上了一种“失根”的浮躁而粗糙的生活。
要认识到作为窑洞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积累了丰富的住宅设计经验，它和其他古老的传统建筑一样具有的好处之一在其变通性，只要抓住了窑洞民居作为乡村民居的灵魂是什么这个问题，也即意味着抓住窑洞的天人合一的生态家居内涵和地方性乡土文化精神，将其与现代的生产技术、政治文化结合起来创造当代的新住宅，那将会有广阔的前景。这个前景实际上在当下的乡村振兴战略中就能够成为现实。年9月，中央、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年）》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在生态宜居方面，规划明确指出：“推进乡村绿色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新格局。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加快增值，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统一。”[10]如前所述，陇东窑洞民居是典型的生长在大地上的“文明建筑”，它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生态宜居、节约资源，这是打造陇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新格局的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
在乡风文明方面，规划指出“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并提出传承发展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以及淳朴民风。要“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10]陇东是农耕文明的发详地之一，并在几千年的社会生活中形成了浓厚的陇东礼俗。如前所述，陇东的生活美学是一个整体，陇东这片沃土上生长的文化现象无不与窑洞有着密切的联系。窑洞塑造了陇东人民的生活方式，并成为丰富多彩的陇东传统文化呈现其形式的具体场所和空间。所以，陇东窑洞民居和与之相适应的民俗文化在乡风文明建设中，也必将发挥“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的重要作用，大力推动陇东乡村文化振兴。
对窑洞民居这种传统建筑变通的程度、变通的好坏是我们在当下创造与发展它时所面临的挑战。不论如何，陇东窑洞民居造型独特、营造技艺古老且成熟、遵从传统的伦理文化、蕴含深厚的文化底蕴契合自然，堪称古人智慧的活化石。我们关于“文明建筑”的优势如此之多，只要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在乡村振兴的大好机遇中，对其进行合理的改造与开发，窑洞民居将重新焕发光彩，成为乡村振兴中美丽的风景。
文章出处：《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第2期“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专栏
作者简介叶淑媛，甘肃西和人，文学博士（后），兰州文理学院文学院副院长，教授，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甘肃省非遗保护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入选甘肃省委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理论界）。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小说中的‘博物志’传统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民族志小说研究”和国家艺术科学规划项目“甘肃省非遗手工艺传承发展与乡村振兴路径研究”，以及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和省厅级多项社科研究项目。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和文化遗产，已出版学术著作《诗学现场》《人文时空:维柯与新科学》2部，合著《地域文学的自信与自省》等3部。在《文艺争鸣》《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获“—年度甘肃省高校青年教师成才奖”“第七届甘肃省敦煌文艺奖”等多项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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