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老猪”记事系列之6︰
“食事”杂谈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可以说一个“食”字涉及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串起了人的一生，也见证了时代的变迁。而且在本人这60多年的经历中，受到“食事”困扰(“饿”的感觉强烈)的就有近30年，占了将近一半的岁月(从年9月读小学三年级开始“学工”、“学农”起，至年5月从揭阳县霖磐中学调入县建委从事技术培训工作止，约20年；从年下半年一位时任县主要领导的亲戚陈姓厨师执掌揭东县建设局食堂，至年4月一位李姓局长从公安系统调入后实行食堂“官民同餐同标”模式止，约9年)，印象非常深刻。这就来说一说本人关于“食”方面的一些琐事。
1、救了小命的西红柿。这是听我外祖母说的。年7月出现了第一个人民公社大食堂，迅速普及到全国，城乡都一样，从“放开肚皮吃干饭”到喝粥清可见底，历时三年。我出生时(年10月底)正值人民公社大食堂的“壮年”，家家户户、老老小小都是(居委)大食堂的常客，家里都不用开伙的(物质贫乏，一般也不具备开伙的条件)，但随着食堂走下坡路，人们普遍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疾病多发，且缺医少药，出现非正常死亡现象。当时我住在外祖父母家里，二位老人家意识到:食堂的伙食无法保证一个刚出生小孩的营养需要。于是，外祖父去买来一些木柴，劈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外祖母买来西红柿，切成丁，与从食堂领回来的干饭拌匀，熬成稀粥喂我------增加一点营养，也容易吸收，渐渐地，在体质方面就比其他同龄小孩强一点了(尽管还是呆呆傻傻的，没有别的小孩那样聪明-----这个没办法，天生的)。在我出生次年(年)，北溪宫巷有3个属猪的小孩(我，另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同时“食糜”(糜，潮汕话:粥；“食糜”:“出天花”的意思)，除我之外，其他二个小孩因为体质差，用药不当，且缺少照料(，形势逼人，家中大人都在搞“大跃进”，很忙)，非常遗憾地早早就离去了。
2、粥汤凝成的“风吹饼”，粥碗面上的光芒，碗粿。出饭率高的秘密(凉白开搅饭)。我在3虚岁那年开始，到18虚岁(年----高中毕业那一年)，基本都在外祖父工作单位(揭西县河婆镇财税所)过年(其中只有二次是在别的地方过年:年春节和外祖母去外祖父的家乡五华，次年春节和父亲回老家大埔)。记得第一次去外祖父他们单位(年春节前)，对我吸引力最大的地方就是食堂:那么大的柴火灶，那么多的木柴，那么多平时没有见过的谷壳(助燃用，潮汕话叫“粗糠”)，熊熊燃烧的灶火；墙边安上纱门的壁柜里，存放着好多铁制餐具(因为在外祖母家用的是瓷碗，没见过这个，后来才知道这叫“食盆”)，餐具里面都放着铁汤匙(我原来也没用过)，每个餐具的外面都写着红字(后来才知道是用“铁油”写的、到食堂吃饭的人的名字，这样写的字不易脱落，写上字就不会拿错了)；平时在食堂吃的什么记不清了，但早餐后还粘在大鼎(潮汕话，在北方叫“大铁锅”)底部的稀薄粥汤，冷却后卷起来成薄薄的“风吹饼”形状，我总是喜欢去撕来吃(有一种淡淡的香甜)，还有中、晚餐后剩下的一点焦黄色的锅巴，我也很喜欢(到现在我还喜欢吃这个)。从小到大(到老)我都喜欢喝粥，小时候就发现:煮粥的米质量越好、放的米分量足的，煮出来的粥表面越容易形成一层膜，闪闪发光，和硬币的光滑部分很相似，在观感上就胜了一筹(先“观”夺人)----这可能是我喜欢喝粥的原因之一吧(当然，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口感----喝起来确实畅快淋漓，既解渴又解饿，一粥解千愁，百事无忌)!在河婆，我还喜欢上了加红糖的“碗粿”(加白糖的也有，但很少)，过后还久久回味。
我还去揭西县委、县政府食堂买过饭，看到负责卖饭的师傅提着一个大水壶往刚煮熟的饭边洒水、边快速搅匀，经打听才知道这是为了防止饭粒粘结、制造蓬松效果，硬是将一斤米煮的饭做出好像是用一斤一两米煮的样子。
3、邻居丧宴上的“合家欢”(甜糯米饭)。在我读小学之前，有一次(具体时间不记得了)邻居因为家中老人去世，借用我外祖父母家的前半部分作为临时厨房，功德圆满，请我外祖母参加他们的丧宴，外祖母不想参加，就指派我为代表(不然会驳了丧主的面子)。丧宴中有唯一的甜品，是加上瓜丁、花生碎、白肉等配料的甜糯米饭(后来才听人家说这叫“合家欢”)，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4、温酒的白糖。同样是喝酒，我外祖父母的“风格”截然不同:外祖母是“豪爽型”的，只要一时兴起，不管有无配菜，一饮而尽(在这种环境下，我也有过可怕的“劣迹”:一个夏天的下午，我一下子偷喝了三杯白酒，醉倒在门槛上，全身通红----潮汕话叫“浮酒膜”，无法动弹，后来喝了一碗白糖水，才逐渐缓解过来)；外祖父则是“温婉型”的，不管天冷天热，总是要在酒杯里加上白糖(起码达到三分之一)，放到锅里温热了，才细斟慢酌起来。他的酒喝完了，剩下的白糖就是我的----好香甜、好美味!有的时候外祖父回来休假，晚上母亲带着我妹、我弟过来，那酒杯里的白糖就成了他们不可多得的零食(尽管少得可怜)----若干年后还回味无穷。
5、开学第一餐。年9月1日，在外祖母的争取下，我和其他小伙伴一同进入榕城镇北滘小学读书(虽然《义务教育法》规定年满6周岁可上小学，但揭阳县却是在若干年中都要求达到7周岁才可上小学。我是年10月底出生的，到年新学年开学前，我还未满7周岁，报名时被卡住了，是我外祖母找校长争取，我才能入学的)。那一天下着倾盆大雨(也奇怪，我于年7月3日从韩师毕业，那一天下午也是倾盆大雨)，吃早餐时，外祖母给我做了个应时的菜:猪肝炒葱，寓意是读书聪明(葱)，以后能当官(肝)。可惜的是，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什么书可以读，我天生的榆木脑袋----“聪明”是谈不上的，过后工作几十年，“当官发财”与我一点都不沾边，实在辜负她老人家的期望了。
6、野餐的鸡蛋炒饭。年9月读小学三年级后，内容比较丰富了，增加了“学工”、“学农”，开始学写作文，有时也需要出去体验生活、踏青郊游，增长见识。记得第一次老师通知郊游时，同学们都好兴奋。我在放学后立即跑到自己家(在韩柌路杨财合内，平时我都是住在外祖父母家----沟仔墘街北溪宫巷)，找母亲准备了一个军壶(以前一般都是用它装开水的)，并说明要带次日中午的饭。当天晚上翻来覆去的，下半夜三点就醒了，无法再入睡，干脆起床，摸黑从外祖父母家穿过“禁城脚”走到自己家(相距约1公里)，刚好当晚下过一场大雨，“禁城脚”(当时还是泥土路)两边的癞蛤蟆都被冲到路中央，一时是“尸横遍野”，但我全无惧意，一路前行，吃过早餐，带上母亲精心准备的午饭(鸡蛋炒饭)就去学校了。同学们的午饭有的和我一样，有的是白饭，还有的同学只是带上比较粘稠的白粥。尽管家庭条件不同，带的午饭五花八门，同学们都玩疯了，乘兴而去，尽兴而归。
7、玉湖桥头的甜面汤。上世纪60年代有一段时间，外祖母因为家用紧张(因当时政策限制，30多岁的舅舅还无工作----政府也不允许各人自谋职业，外祖父一份工资需养活3人)，确实难以安排，不得已找外祖父的朋友刘延生叔叔借钱(他在玉湖信用社工作，当时年轻未成家，经济还可周转，我们去找过他一、二次)。当时下车后在玉湖桥头，祖孙二人，都吃了一碗加了红糖的甜面汤(一碗5分钱)，感觉甜到心头上去了，回味无穷。
另外，当时在榕城还有店家卖加红糖的甜糯米粥，如果在碗面加上二“合”刚出炉的“油炸鬼”(合，潮汕话，我们这里对“油炸鬼”这种食品的计量单位，即一对)，那真是绝配(儿时的真爱，现在还改不了)!
8、(泛黄的)浸水米饭。年“7.28”强台风之后，国家将浸过大水的储备粮先拿出来卖，以减少浪费。具体办法就是在每个城镇人口的口粮指标内按比例搭售部分“浸水米”(比如一般居民指标是每月21.5斤，搭售3斤或5斤，在校学生或者工厂的重体力劳动者的口粮指标高。搭售的“浸水米”就多一点)。“浸水米”色泽发黄，有浓重的发霉味道，需要用盐水狠狠地淘洗几次才能下锅，焖成干饭，加点花生油、酱油拌匀，讲究一点的人家还会加点调料，在鼎里翻炒几下，一锅有滋有味的拌饭(炒饭)就制作出来了，虽然还能吃出霉味，但起码比没有经过特殊处理的粥(饭)容易下咽了。当时，普通人家一年吃不了几顿干饭(受口粮指标限制，只能喝稀粥，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干饭)，所以买到“浸水米”是大人发愁(难以处理，而且吃干饭肯定用米多，月底更难了)，小孩却巴不得(又可以吃干饭了)。
9、祖孙二人吃一大锅番薯，初尝米线汤。年春节前，我跟随外祖母取道揭西(在河婆住了一个晚上的客栈，被“欺生”的虱子咬得遍体通红，到五华之后用菊金姨摘来的“大叶桉”煮水洗澡才好起来)，去外祖父的家乡过年(在五华县双华公社坪寨里大队----因为响应国家号召办理退职手续，外祖父在年底已先回到家乡了)。到那里之后我和外祖父到自家菜地淋水(我对外祖父淋菜的大水桶感到很好奇)、摘菜(准备一点“年料”)，咋知道过年前外祖父的老毛病(胃出血)又犯了，只能到县城(水寨)住院(我舅舅陪他去)。年三十傍晚，在众人完成公厅大扫除后(实际上是草草地清理一番:用铁锹铲除了整整一竹筐的鸡粪)，外祖母和我参加了家族聚餐，过后几天就是祖孙二人自己安排了。我记得中午就是一大锅番薯、一盆白菜炒蒜(个头较大、无法包芯那种白菜)，祖孙二人边吃边做(我中学毕业后的)生活、工作规划:到五华学养羊(卖羊奶)或者学裁缝(因为那个时代是“毕业即失业”，留在榕城只能靠父母养活；如果只读小学就出来则年纪还太小，至于初中毕业还是高中毕业出来，基本上无差别----反正当时在学校只是混日子，学不到知识的，不如早一点出来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想的天花乱坠，次年外祖父回河婆复职，这些规划就成了一句空话。那一年的正月初五我外祖父出院，我们一家子才吃上一顿真正的团圆饭。
外祖父出院后，我有机会就到双华的集市(距离坪寨里大队不远)溜达，初次尝到当地的点心米线汤(这才知道当地人的早餐离不了米线汤----后来看到河婆人也是这样)，感觉味道很鲜美，从此喜欢上了这种点心(到现在还是这样)。
(曾经)不吃菠菜、腐乳、“熟鱼”。菠菜，潮汕话叫“飞龙”，以前的“飞龙”菜根是粉红色的(根是白色的“软枝飞龙”是后来才有的)。不吃“飞龙”是它吃起来又甜又涩，很不舒服，所以不想吃(好多年都是这样，后来有吃了----尽管不是很喜欢，炒“软枝飞龙”时，油和调料下足一点，选择“爆炒”模式，吃起来还是不错的)。
不吃“腐乳”是怕它那特殊的、浓烈的味道(以前只有大块的红“腐乳”，味道太浓烈，后期的白“腐乳”还不错。读高中二年级之后才开始吃红“腐乳”的)。
但是不吃“熟鱼”(潮汕沿海渔民将打捞到的海鱼喷淋盐水，以特殊的方法蒸煮而成)则出于偶然原因:我从读小学三年级起(年9月之后)，因为认字多了(会阅读了)，还要写作文，但是起初完全无从下手，就养成到县邮电局阅报栏看报纸的习惯(参考报纸里面文章中的起承转合、遣词造句写作文，效果确实不错。我从小学首次作文到高中最后一次作文都被老师选为班里的范文，落实我用扩大版的作文稿纸----每个空格的“占地面积”相当于正常的4倍----抄一遍，贴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供同学们参考)，一般是每隔二三天就去看一次报纸(在放学后或星期天去看，还喜欢到电影院看影评----看过电影的同学还没有我了解剧情，这让他们感到很不可思议)。年3月18日柬埔寨的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合法的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掀起大规模内战，手段极其残酷(叛军甚至会杀死俘虏后吃掉)，我在一个星期天上午去看报纸，就看到描写战况的血腥场面，回家吃午饭时，看到饭桌上的“熟鱼”(里面还带着一点血丝，当时饭桌上还有一盘青菜)就吃不下了(宁愿吃咸菜、萝卜干也不吃“熟鱼”----过了若干年后才敢吃)。
初次回老家过年途中的饮食。年春节前，父亲带我回老家过年。父亲将要带回家乡支援农业发展的二大袋“科字6号”水稻良种绑在“大篷车”(28寸凤凰牌自行车，安装了“磨电”----车头灯依靠特殊装置在自行车行驶中摩擦而提供电能，轮框加固，双杆，三角支架)两旁，踩着“大篷车”，载着我和良种，先到潮州吃午饭(吃的什么不记得了，但是第一次知道一种叫“初汤”的调料----初，潮汕话发音，“腥”的意思----“初汤”即鱼露)----才知道潮州好多菜式都要用鱼露去烹调(后来在韩师读书，有几次班级旅游野餐，做饭都是鱼露在“当家做主”，许多同学也叫它“初汤”----真是我“孤陋寡闻”了)，午饭后父亲买了去三河坝的客船票，将两大袋稻种搬到船头甲板上(我后来才明白:之所以选择乘船回老家，是为了方便带这些稻种)，自行车寄放在潮州的财税同行那里，父子2人登上客船，在船上吃晚饭(这是我第一次乘坐客船----而且是在客船上吃晚饭、过夜----觉得好新鲜的，菜是以前我没有吃过的猪杂骨煮白萝卜汤，火候足，里面的白萝卜绵绵软软地，够入味，好香甜----十多年后去汕头出差，住在职工业余中专对面一家包伙食的普通旅店，也有这个菜，还是喜欢吃----到现在还喜欢)，晚饭后不久，父子二人就都枕着“突突突”的轮机声入睡了。下半夜3点钟船到三河坝，乘客上岸。我们将两大袋稻种搬上岸之后，去找旅店都敲不开门，只能坐在两大袋稻种上等到天亮。
早上6点，父亲赶紧去买到茶阳(大埔的老县城，离我们老家青溪大概15公里)的船票，然后到附近小食店吃早餐:刚出锅的白粥，每人一大碗，一碟杂咸。那粥真的太烫了，又要赶着登船，只能将就吃，嘴里面都烫出泡泡来了(过后看到太烫的粥都有点害怕)。
12、下半夜排队买猪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公家的食品门市卖的“牌价”猪肉是每斤8角钱，而在农贸市场卖的高价(我们叫“黑市”)猪肉则每斤要五、六元----一般人根本买不起。那时候，榕城居民每人每旬有2角钱的“肉票”，可以买到2两半猪肉，相比农村公社的非农人口的待遇还是不错的了(我后来听我老伴说，当时他们炮台公社非农人口每人每旬只有1角钱的“肉票”)，平时过日子还可以，但是到年、节就“无肉下锅”了。还好我外祖父(因业务关系)每逢过年、中秋之前总能找来几斤“肉票”，节料才有保证。这样，每次过年前(在河婆)、中秋前(在榕城)我都要跟着外祖父在下半夜去排队买猪肉:晚上12点刚过，食品门市门前就排起长龙，一些滑头的家伙还使用竹筐、砖头代替自己“排队”(因为在早上5点之前猪肉无法到位，这条长龙是不会动的)。等到天亮，猪肉买到手，我们再回家美美地补睡一觉。
13、第一次自己蒸饭，第一次品尝“金玉满堂”，对油甘树的恶作剧。年9月后，本人进入榕城镇红旗中学读初中，延续从小学三年就开启的“学工”、“学农”模式(每学期都要固定安排“学工”、“学农”各三个星期，临时增加的零星安排还不计在内)。我们“学工”定点在榕城农机厂(地点在西湖公园附近)，女生分散到各车间，跟随师傅学一些各工序的入门知识；男生则集中在锅炉车间，排成长队，每人保持约1米间距，扎稳马步，一步一步地将生铁块(与建房子用的“涂角”大小相当，但是重得多，稍有不慎就会砸伤脚面)传递到高炉上去，我们戏称是在“接生(铁块)”。午饭是在厂里吃的，但是厂里食堂对我们这些学生只卖菜，不卖饭，食堂提供餐具，让我们自己从家里带米、自己蒸饭。我从家里带了米，用工厂食堂提供的“烟筒圈”(一种陶制餐具，横截面为圆形，形状好像从烟囱----我们叫“烟筒”----中截取一小节出来一样，故名)蒸饭，这是我第一次自己蒸饭(我在家里是负责挑水和其它需要重体力的家务，没有做过饭)，下米的水量是自己估摸的，“成果”还不错。经过一个上午的重体力劳动，肚子好饿:我在食堂买了一角钱白菜(一碗，没有一点肉的)，将蒸饭划成4块，5分钟后，饭、菜一扫而空。旁边几个好同学(文孜、英群、育丰等人)看的目瞪口呆(平时没有看过我这么“野”的)，说:“你带的米估计有6两，这么快就吃完，是不是饿了几天了？”从第二天起，我带米的量就少了(差不多4两)。
年7月初中毕业后的一天，我们几个好同学相约出行，到“火船头”(客运码头)坐船(这是我第一次到这里坐船，若干年后还有几次从这里去炮台)去曲溪(这个地方我是第一次来，育丰的外祖母住在那里)做客，受到育丰的外祖母、舅舅的热情招待，当天中午菜式丰盛，特别是一道“反沙”(潮汕地区的一种甜品制作方法:将白砂糖在“鼎”里熬成糖浆，待火候合适，即将事先炸熟的食材倒入“鼎”中搅拌，让食材表面均匀地粘满糖浆即成，可用于“反沙”的食材有芋头、红薯、淮山、腰果等)番薯(即红薯)、芋，后来听他们介绍，就叫“金玉满堂”，这道菜口感好、品相佳，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午饭后，我们都不想再坐船(回家)，而是选择走路回来，一路上嘻嘻哈哈的，也不认准方向，一直走到仙桥公社的“桂竹园”那边，玩耍一番，还将那里一棵油甘树的果实都采光了(回想起来，也太调皮捣蛋、太恶作剧了)，每人装满一个军壶，边走边吃，回到家，油甘也吃完了。
在氮肥厂参观的午餐，“学农分校”“扫荡”杨桃树，榕江北河“截弯改直”工地宿舍夜餐。年9月后，我到揭阳一中读高中(那时根本没有真正的读过书，当然也不可能有考试、选拔，纯属按划片、分地段上学)，延续小学、初中时的“学工”、“学农”模式。“学工”定点在县农药厂(每学期三个星期)，还去氮肥厂参观、学习过:那天中午就在厂里吃午饭，每人两个大馒头(一个足足有2两----第一次见到这么“豪横”的馒头)、一大口缸的葱花汤(里面密密麻麻的都是葱花，第一次看到厨房用葱这么“大手笔”的，用这种便宜、不起眼的食材做出这么一锅色泽诱人、清香可口的汤----这也是我日后喜欢用葱作为厨房“配角”的原因)。至于“学农”方面，学校在锡场公社华清大队崎岭联队(当时的华清大队有一万七千多人，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大队，有几十个生产队，为方便管理，在大队下面设置“联队”----每个“联队”管理若干个生产队；“联队”也称“片”----我在年3月到云路镇中夏村参加党建工作组，该村只有五千多人，也有“片”这种设置----分为6个“片”)设立“学农分校”，我们都要分批(每批两个班，三个星期)到“学农分校”劳动。男同学在前面山坡上开山造田(开辟梯田，种木薯；女同学则在后山种花生)，每天消耗量大，一下子就肚子饿了(早餐喝粥，中午、晚上吃干饭----每人大概只有一碗多)，要找什么来填肚子都很难，就盯上了那附近的杨桃树(明知道吃了杨桃，肚子会更饿，还是忍不住动手了)----我们还没离开，杨桃树已经“颗粒无存”了。
年12月，我们再一次到“学农分校”劳动，三个星期的任务即将完成，准备回家时就接到参加榕江北河“截弯改直”工程(即:将榕江北河其中一段比较弯曲的河道填平，另挖一段比较平直的河道)义务劳动(为期二个星期，当时每一户榕城居民都要有一人参加)的通知，就都收拾包裹，在“生产队长”(班主任)带领下，直奔工地而去(在新亨公社北良大队的国防桥附近)。我们分成两个班次:早班是早上7点半到下午4点；晚班是下午4点到晚上12点(有时还要到下半夜1点多)。晚班收工回住地时，每人都从(负责炊事的)佩娟、文辉同学手中领到一份热腾腾的白粥(盛在“烟筒圈”中，一两米的分量)，配菜是每人四分之一块“红腐乳”。从寒风凛冽的工地回来，喝到这份热粥，感觉真是太棒了----从此也就不抗拒吃“红腐乳”了。
15、美味的新亨炒粿条(“自食其力”第一餐)。年高中毕业后，我过了几个月无所事事的日子(根本就找不到工作，有几次到进贤门城楼上，混迹在老人堆中听书，非常苦恼)。到12月初，恰好我父亲(当时任县财税局农业税主办)临时被派到新亨公社地方财粮组指导工作，打听到当地有竹叶出售，可编结成一定规格的小竹蓬，有人上门收购这些半成品，联结成大竹蓬(可用在农用船舶、白事场合等)。我就骑着“大篷车”，到新亨载回(因为父亲在集市已买回来了)两大筐竹叶和一大袋“玉糠”(是碾除“粗糠”之后，剩下的质量较好的糠，用来喂鸡)。时已中午，父亲的同事很热情，给我买来满满一大铁口缸的炒粿条:当地的粿条切得很细，很有弹性，用韭菜炒的，而且韭菜放得很多，差不多韭菜、粿条各占一半，吃起来感觉太香了(当时我17周岁，进入人生“自食其力”阶段的第一顿饭，所以印象十分深刻)!
16、工厂“食事”:春节前的8个“牌价”鸡蛋，2块“脚头乎饼”抵1天工资，午夜沿街喝粥，(曾经)对咸牛奶片的恐惧，吸烟抵抗饥饿，一份(下半夜)夜餐分4次才能吃完，难以入口的浓茶，吃“酸包”配白糖水，在食堂蹲着吃早餐，上早班中途“充电”。年春节前(2月初，我刚顶替母亲职位进厂半个月)，我所在的揭阳县橡胶厂分配节料，但是方式有点奇葩:第一种是两个人“抓阄”，抓到“阄”的可买到一只“牌价”活鸡，抓不到就什么都没有；第二种是不参与“抓阄”，每人可买8个“牌价”鸡蛋(当时“牌价”鸡蛋是每个8分钱，“黑市”的不知道要贵几倍)。买节料价款都是在次月工资抵扣。我毫不犹豫地选第二种，直接提了8个鸡蛋回家。
我们厂生产支农产品(手扶拖拉机的内、外轮胎，农业机械传动带等)，任务繁重，经常需要加班加点，我记得进厂第一年(年)加班是无偿的，次年改为加1个班发2块“脚头乎饼”(即烧饼，因其周围扁平、中间稍微凸起，好象人的膝盖----潮汕话叫“脚头乎”，故名)，过后才逐渐过渡到按各人工资底数发放加班工资。
年元旦过后，我从轮胎车间调过“三辊”车间工作(“三辊”，一种给“窗纱”压上胶浆并烘干的机械，主要部件是三个滚筒----辊，故名；“窗纱”，用于制作三角带、平型带等农业机械传动带的原料)，工人上班分早、晚二班，因为生产任务繁重，上晚班(下午4点到晚上12点)的工人需另外完成半个班的任务(即一个半班任务，正常需12小时才能完成)。所以轮到上晚班时，我们都提前半个小时上班(上早班的工人已完成任务)，中间除了吃晚饭，都不敢再休息了，紧赶慢赶，顺利的话，下半夜一点多可以下班。这样，晚上11点半厂里食堂送来的夜粥(每人一个“烟筒圈”，里面的白粥说是2两米的份量，实际上差不多只有1两，粥上面就只放了两片咸菜----这是我第一次领到厂里的夜餐----记得以前经济困难，母亲轮到做上半夜班时，有时连一份夜餐还带回来与我们分享，不胜感慨)都没有时间吃，放在机器上面保温(我们的机器都要使用蒸汽的)。等到任务完成，停机关汽，几个男职工赶紧洗澡(洗澡水是机器的排水管出来的，有余温，男职工5分钟解决问题，就还有一点热水留给女职工)，唯一的女职工排在最后(最快10分钟才能完成)。连续工作10小时后，大家都很累，喝点水，聊聊天，等所有人都收拾停当，就取下机器上面的“烟筒圈”，走出工厂大门(职工住处都离厂不远，基本上步行10多分钟可到达，不用骑车)，几个人嘻嘻哈哈的，边走边吃(不知情的还以为是“丐帮”出早勤呢)，一下子就到家了。
年“五.一节”，厂领导安排我和另外2位同志加强值班(日常有门卫，每班1人)，到晚上大门关了就打扑克(这是我唯一通宵打扑克的)，进入下半夜当然要煮粥。每人一个“烟筒圈”(因为是节日值班，也没有补贴，所以“烟筒圈”里面的“内容”起码比平时要多一倍)，配菜是平时根本没有见过的“咸牛奶球”，虽然质量一般(行家说:制作这种产品，使用的牛奶质量越好，做出来的“咸牛奶片”越薄，而当晚我们吃到的却是大拇指一样、圆滚滚的东西，应该叫“咸牛奶球”)，但因为是熬通宵，肚子很饿，吃起来感觉还是很香的，不知不觉就吃了七、八颗。就这样造成消化不良(熬通宵，又吃多了)，而且着凉了，病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此后有几年不敢吃这种东西，也不想打扑克了(特别是年9月开始非常艰难的业余自学之后，更是戒绝打扑克至今)。
年轻工人是最容易接受调配的，后来听到一句口号:“我是(社会主义建设)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说的就是我这种人。当时的县橡胶厂有30多个工种，我就做过一半。认识我的老工人(实际上，最初的全厂多个工人中，很多人都认识我)曾经打趣我:“阿弟啊，看着(看起来)厂长是爱(要)培养你来接伊个(他的)班住着(肯定错不了)？”我一笑置之。有一天，领导临时抽调我去帮助谨波兄(姓李，我的老邻居，后来县鞋厂的副厂长)“焙(即硫化)胶圈(橡胶制作的紧固件)”，但是到下午6点还生产不出明天下一道工序的需求量，肚子都很饿了，还不能回家吃饭，谨波兄摸出一包烟，我们二人都抽了一支，暂时忘记了饥饿，继续操作，回到家已近7点了。
年元旦后，我又调回轮胎车间，负责手扶拖拉机内胎的“硫化”(通俗地说就是“蒸熟”)工序----这是一道很费神的工序。每“硫化”一个内胎需要10分钟，当一个内胎送上硫化机后，立即要做下一个(内胎“硫化”)的准备工作:给内胎充气，速度不能太快，充气的力度、方向要把控得当，气流分布要均匀，这样才不会导致内胎壁体厚薄不均，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对胎体持续地抚摸、揉捏(行业术语叫“做胎”)；然后是几分钟的静置(定形)。在做(下一个内胎“硫化”的)准备工作中，还要时不时观察硫化机仪表显示的气压、温度变化情况，如果气压太低就要重新启动鼓风机，温度太低则需要通知锅炉房添煤加温，可以说没有1分钟能闲下来。这道工序是三班倒的，轮到做下半夜班时(这是最费神的时段)，上班就可以领到厂食堂的一份夜餐(白粥、咸菜)，吃完才上班。到下半夜3点后肚子很饿，就要自己煮夜餐了，我一般是带了4两米去煮粥(在度的电炉上煮，火力足----吃后也容易上火，很粘稠的----我是打算如果下班太累，回家就睡了，12点起来吃午饭就可以了)，粥煮好了却没时间吃(工作节奏太快了，停不下来)，这一份夜餐一般要分4次才能吃完。
年元旦后，我调到胶鞋车间(县鞋厂的前身)工作，在“大包装”工序，与我们同一个楼面的还有“小包装”工序。工间休息喝茶(茶是我们几十个人每人出1块钱去买的)，有一次一个老师傅吩咐我泡茶，让我这个“外行人”(我在那几年几乎与茶绝缘:从年9月起就开始业余自学初、高中知识，准备高考，每天工作、自学共十多个小时，消耗极大，营养跟不上，也怕影响睡眠，不敢喝茶，平时我也禁绝到朋友家喝茶----只有春节、每年高考后才敢放松几天)出尽了洋相:抓了一大把茶叶，占了大茶壶的一大半空间，泡出来的茶汤太浓了，难以下口----从此无人敢叫我这个呆子泡茶。
年元旦后，我调到出片车间(年7月原胶鞋车间已从橡胶厂分拆出来，设立县鞋厂，原来的班改为车间)出片班工作，工人分早、午班(早班是6点到12点，午班是12点到下午6点)，每个班5人，上早班的要负责运送当天所需胶料(多斤，用斗车从公路对面的县橡胶厂炼胶车间载过来)。轮到上早班时，我5点半起床，刷牙洗脸后，吃两个“酸包”(即烤包，因为最初的烤包味道有点酸且带点药味，所以我们这样叫它)加上一碗白糖水(因为我太喜欢吃甜的东西，这种奇葩的搭配，延续了一年多----这也是造成我日后一段时间胃酸过多的原因)就去上班。忙碌了一个多小时后，下一道工序(上正常班)工人上班了，我们也生产了足够数量的半成品供他们加工，就停下手头的工作，去厂食堂吃早餐。
食堂的坐椅是铁架焊成的转椅(上面铺了木板椅面)，但是到里面一看，没有一个人是坐着吃早餐的，都是蹲在椅子上“呼噜呼噜”地喝着粥，每一张转椅的椅面都是脏的，没办法，“入乡随俗”，只能跟着大家蹲着吃----这样养成“蹲”的习惯，直到后来我到韩师读书(坐在班里第三组的最后一张书桌，36号)，还是“死性不改”，每节课听不到10分钟，就要起来蹲着才能听完，老师看到都哭笑不得。
在出片班工作这段日子，轮到上早班是最消耗体力、肚子最容易饿的:刚起床吃的一点东西早就没了，而在食堂吃到的只是2碗白粥、一点咸菜，10点刚过肚子又饿了。所以如果这时留给下道工序的半成品比较多的话，我们几个年轻人会暂时停下手头工作，溜到厂附近的北门市场“充电”:吃一碗1角钱的“面薄”(顾名思义，只是薄薄的素面皮)，或者一碗5分钱的猪血(面上撒一点葱珠、胡椒粉，还挺美味的；而且猪血还能帮助清除身体内部的粉尘、杂质，对于我们是很实用的)，“充电”后又干劲十足地继续革命，直到下一班来接班。
到同学家报喜(吃番薯)，第一次领到中秋月饼，一次吃2份午餐，包“菜肉”的韩师包，迟到的晚餐，熟络的校外小食店，湘子桥边喝“苦水”，潮州城里的杏仁茶、腐乳饼，寒假守校分到5斤猪肉。年6月，我第一次报考文科高考(之前、年是报考理科，后来意识到单纯靠自学报考理科，要考上大学是不可能的，才改攻文科)并通过预选考(广东省从-89年连续8年实行高考预选考，农村中学是10人选1----还是平时质量较好的，较差的还没有；县城中学一般是3人选1，县一中等重点中学则大部分人能通过预选考，进入高考试场。这8年报纸公布的高考录取率是在强行剥夺了绝大部分高中毕业生的高考权利之后才得到的----比如，年广东省报纸公布的高考录取率是文科8.4％，理科12％，就是人为注水若干倍才得到的，实际上在这8年中，广东省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中专的比率低得可怜)，参加了县一中组织(首次容许社会青年参加)的高考前辅导班(这是我在参加过2次高考失利之后，第一次参加高考前辅导班，历时三个星期，我只能去听每天上午4节课，下午还要上班----几年间，参加了4次高考、2次预选考，每次考试历时3天，共请假18天，平时还经常按领导安排加班加点，绝无请假)，这个班(后来才知道是班)共72人，我的预选考成绩排在倒数第2位(排在我后面的是1位家在渔湖、姓姚的同学，他对我这个每月效益不错的国营工厂全民所有制职工还来“瞎折腾”，怎么说都无法理解----怀疑我是脑子里面“短路”了)。
其中的叶晓春同学(家住榕城北门市场附近)与我较谈得来，我听说他考上韩山师范专科学校(简称“韩师”)英语系，就跟他说:我如果明年考上韩师，一定向你报喜。次年9月10日，我接到韩师中文系录取通知书，第二天就去叶晓春家报喜，他们正在吃午餐----一大锅番薯，看到我去，热情地请我一起吃午餐，我老实不客气地抓起2块番薯就吃起来(几天后，我去韩师报到，也是他热情接待，请我们吃午餐。朋友之间实在也没有什么好讲究的:我的好友柔石老师有一次来访，碰巧我们在吃菜粥，请他一起吃，他也不见外；霖磐中学老同事暹江老师----原揭阳师范学校毕业的老教师，在参加中文大专自学考试过程----当时我父亲与他一同参加考试，考过了几科之后改为报读市老干部大学的书画专业，我在这段时间则是参加中文本科自学考试----也是好多次在我家吃饭----我和他们之间都觉得这样很自然，太讲究反而不好)，感觉还挺香甜的(心情好，吃什么都是香的)。
年9月14日，我离开揭阳县鞋厂去韩师读书(在此之前，一共在揭阳县橡胶厂、鞋厂工作了五年零八个月)。一个星期后是中秋节，刚来读书，又是星期三，无法回家(当时还没有中秋放假的规定)，只能在校过中秋。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了2块月饼，我和木逢同学(也是揭阳同乡)在球场边吃着月饼边感慨:刚刚考上韩师就赶上过中秋，学校还分月饼，简直太幸福了(我也确实有一种从内心油然而生的幸福感----工作多年也没有享受过这种节日福利，来到韩师却享受到了)!
在学校，我的早餐是白粥加一点杂咸，有时加一个馒头，午餐、晚餐是4两米饭加2角钱“菜肉”(菜多肉少，我们都习惯这种叫法)。因为运动量大，有时中午一份饭还不够吃(曾经有过在学生食堂吃过4两米饭后，感觉肚子还空空，又过教师食堂买了3两炒粿条、照单全收的经历)。学校食堂晚餐的“菜肉”卖不完的，都做了包子的馅料(还别说，这样的包子挺好吃的----比外面卖的、用甜甜的肥猪肉粒做的包子好吃多了)，我们都将这个命名为“韩师包”(这是我们心中的“品牌”，不仅在学校时喜欢吃，就是离校多年、回校聚会时还念念不忘要吃“韩师包”----这其实是对曾经青春岁月的眷恋)。我曾经为吃到刚出笼的“韩师包”，在晚餐的时候不去食堂，而是先去洗澡，在“浴室练歌房”里高歌几曲，洗完衣服好，在晚上7点左右到食堂买刚出笼的包子(实际上是包子加上馒头，一共4个)，在回宿舍的路上(从食堂到中文系男生宿舍楼“u字楼”大概米，一路斜坡上行)边走边吃，还没到宿舍楼已吃完了。
韩师食堂有一个不好的地方:有时午餐的供应量准备不足，上午第四节还在上课的学生，赶到食堂，有的时候就打不到饭了，只能到校外小食店应付一顿(校外湘子桥边有近20间小食店，差不多光顾了一半)。
在校读书，体内燥热时无法喝到“凉水”(潮汕话，指潮汕人家经常喝的，用青草药煮制、清热解毒的药汤)，只能到湘子桥边的摊档喝“苦水”(“凉水”的一种，从微苦到程度很厉害的都有，我一般选中等的)----每逢夏天，好多次晚饭后都要去光顾(后来有一段时间，我的肠胃功能较差，也是喝“苦水”太多造成的)。
如果遇到校内晚上没有社会活动(我在第一年任班学习委员、第二年任班长，在校内社会活动的任务很重，占用了大量的学习时间，第三年改任中文系学生分会生活部部长，社会活动负担轻了，各学科成绩才赶到班里中上水平)、学业负担也不是很重的情况，我就会在晚饭后到潮州城里走一走(那段时间我对潮州老城区的熟悉程度甚至还超过自己的居住地榕城----在榕城，应该读书的“文革十年”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工厂、农村“学工”、“学农”，在城里的时间反而不多；年参加工作后，在繁重的工作之余，09-07这三年多是在从零起步刻苦自学初、高中的文、理科知识，-83年四度高考----文、理科各2次，-83年二次预选考，先后共6次以在职工人身份进入高考试场与经过严格训练的高中毕业生竞争，压力山大，睡眠时间严重不足，哪有时间去闲逛？)，特别是冬夜潮州城里杏仁茶的叫卖声更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5分钱一小碗的杏仁茶，热热的、香香甜甜的，喝下去立即浑身暖洋洋的)。还有潮州特产腐乳饼，我在每次春节前回家时，总要买上几盒，送给长辈亲戚(那时对这个还是挺稀罕的)。
年寒假，我没有回家，而是选择留守校园。平时，我是全校最“富有”的学生(没有之一)----唯一有资格领取“职工助学金”的(入学前是有5年以上工龄的全民所有制职工)，别人每月领到22.5元(学生助学金)，我可以领到32元(第二年起升到36元)，可以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父亲还每两个月给我十元，买书)。这样，日常有勤工俭学的机会我都让给同学们，到年寒假，因为下学期要实习了，实习期间需要比平时多一些费用，我就向学校要求留守校园(每天可得到1.5元，整个寒假就有40多元)----这个任务一般没有人愿意承担，我就承担起来了。学校给每个留守校园的学生分了5斤猪肉(在工厂的最后两年，我每月可以领到80多元，等于父亲的工资加上母亲的退休金，完全可以养活3人----到韩师读书后还在回味这种“富人”的岁月----领到这么多猪肉，“富人”的感觉又回来了)，我用一个比较大的平底锅去炸出猪油备用，但因为加了蒜(想要保存久一点，哪知道适得其反)，大概10天左右就变味了(猪油只用了三分之一)，太可惜了(过后再炸猪油就不敢再加蒜了)。
18、(曾经)怕吃炸猪肉皮，深夜备课伴侣----饼干，“着火烧”的炊(蒸)饭，几乎每天都要到教导处领回学生，食堂不敢摆放辣椒酱，提不起的餐标，生日请人分发两个卤蛋，私下分享的甜番薯，待客的卤猪脚，家访时的甜鸡蛋，月城公路边的甜花生汤，品尝新柑。年7月我从韩师毕业后，到揭阳县霖磐中学任初三级语文教师兼7班的班主任(同届毕业同学中，象我这种情形是任务最重的，其他同学大部分分配去教高一，比教初三轻松多了，甚至还不用当班主任。我是一开始就面临多重困难:在自己的中、小学阶段没有真正地读过书，没有当过真正意义上的学生，要怎样教好课，本来就无概念，而语文科备课是各科中最难的----加上改作业、改作文更难，况且是初中毕业班的课，还要当毕业班班主任----这个班还是全校生源最复杂、最乱的班!想想头都大!)，教2个班，每周12节课，而且因为我是班主任，学校还安排我上每周一第一节课，这样我每个星期天下午都要回到学校(晚上备好第二天的课)。学校食堂供应的星期天晚餐“雷打不动”(我吃过一年多，都是这样):干饭，一个汤----里面只有炸猪肉皮、紫菜、几颗葱头，根本吃不出是什么滋味的，只能勉强填饱肚子!弄得我过后有几年看到炸猪肉皮就反胃(过后自己料理了，感觉还可以)。
夏天闷热，蚊子多，晚上接近九点思绪才能安定下来，边用葵扇赶蚊子边备课(后来才自己买了一台电风扇)，一节课备完最快也要超过十二点(如果碰上次日是四节课的话----需要备二节课，就要到下半夜三、四点才能完成)，只能常备一袋饼干充饥。
有一段时间，老师、学生吃的都是蒸饭(学生自己动手，老师的是食堂代劳)，又蒸得很烂，好难吃，我同宿舍的柔石老师(韩师同届校友)经常带沙茶酱去拌饭----看起来就像饭烧焦了(听说他姐在生产沙茶酱的厂里工作，购物有优惠)，我也一样，被学生看到(有比较熟悉的学生将食具寄放在我们宿舍)，说:“老师啊，者(这)饭着火烧(烧焦了)，卖是(难道)欢好(还可以)食？”我也与他们打趣说:“霞多无变(没办法)，来到恁(你们)只块(这里)，饭着火烧欢着(还是要)食哩!”
当时学生的午餐是这样解决的:每天早上带米到学校，用食堂提供的尖盘(潮汕话，指一种开口为圆形、中下部逐渐收窄的褐色陶器，盛粥饭用)炊(蒸)饭，家庭条件一般的是在饭里加一点咸菜或青菜，条件较好的则是加一个鸡蛋或者几片猪肉。这样，一些家庭条件一般而且素质较差的学生就起了坏心思:还没下课就提前到食堂，端走别人加鸡蛋(或猪肉)的饭，留下自己的，被人家发现就发生争执，闹到教导处，教导处就要求所在班班主任去领回学生。如果上午第四节不是我的课(我的课基本上是排在第一、二节，排在第三、四节的很少)，那么肯定要去教导处领人了(也就是说每周的大多数中午都要去教导处领回学生----班里调皮捣蛋的学生根本不听科任老师的----别的班也有这种情形，但我班更甚)。
到了晚上，只有老师和住在校内的家属在食堂用餐，有时就供应炒粿条，还摆放辣椒酱(实际上不辣，很咸----比较便宜那种)，我和相邻宿舍的伟波老师都喜欢用它来拌炒粿条，每人加了两汤勺(不知道别人是否也这样)。经过2次，过后食堂供应炒粿条就不敢再摆放辣椒酱了。
那时我们学校食堂的用餐标准是每人每月15元(米是各人去镇粮所买后放在食堂的，食堂只买菜)，菜品单调且量少，肚子一下子就饿了。我们几个年轻教师去找校长建议提高用餐标准，他向我们分析(无法提高用餐标准的)原因:校内有几位老教师，一家子住在学校、吃在食堂，一家四、五人，只靠一份工资(几十元)支撑着，所以要提高用餐标准是根本不可能的。
也因为收入低，我们日常用度都很节省，就是过生日也不敢大手大脚地请人，只是到校内小卖部(由学校老教师家属承包经营，卖卤蛋、卤豆干之类，平常只有少部分学生去光顾)买了十多个卤蛋，给日常比较有来往的几位年轻教师每人分发2个，就当是生日加菜了。有时晚上饿了，刚好有关系较好的年轻教师熬制了甜番薯，通知过去分享，我和老k(教高中化学的林凯老师，我们几个人的老大)、育彬、柔石、丹英、树明、立宏等几个人边吃边说笑，就像过节一样(穷教师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各自离开学校之后还组织过几场聚会，老友重逢，还是那样无所不谈、其乐融融)。
有时在白塔中学当教师的老同学周六下午过来做客(他们也邀请我们去做客，但是我是班主任，每个周六下午都有事----当然也是我太负责任了，无法过去，其他同事去过)，以我们的收入水平，拿得出手的招牌菜一般就是卤猪脚(价格适宜、实惠、抵饿，平时还舍不得买)和几个小食、青菜，再加上满腔热情，也就宾主同欢、皆大欢喜了!
-87学年度，我担任霖磐中学初三7班班主任(全级8个班，其中1、2班是重点班，3、4班是次重点，到后面这几个班就不用说了)，除去寒暑假，在校时间约40周。40个周六下午，我都在学校，没有休息过:举办过3场班级主题班会，教唱过10首歌(每个周六下午1首)，剩余的20多个周六下午，我都在家访路上(全班60多个学生，表现好的要表扬，表现一般的要鼓励迎头赶上，表现差的请家长配合，督促其向前看齐)----除了东风村(没有我班学生)，足迹几乎遍及霖磐镇各村。家访时需要有熟悉情况(路况、被访家庭情况)的学生引导，因为路远，每个下午只能安排2处家访。所到之处家长都非常热情，煮甜鸡蛋款待(碗中盛着2个鸡蛋，吃1个，剩下1个夹成两半----寓意是“留给主人发财”)，盛情难却，只能客随主便。有的学生家住在学校附近，我就安排在晚饭后独自进行“闪电”家访(时间控制在半小时内，如果超过了，主人不方便，也耽误自己备课)。至于发现学生有中途“流失”倾向的(学生本身或其家长要求辍学打工、帮补家庭经济)，还要再次家访，稳定其情绪，促使其坚持到顺利毕业。
在往霖磐中学途中的月城路段，有一家甜汤店，他们的甜花生汤质量不错(火候足，加肥肉熬制，甘甜而不腻，久久回味)，每碗5角钱(还是1元？----记不太清楚了)，我在周六回家路上很喜欢去光顾。
霖磐镇桂东村出产柑桔，有几次收到学生家里刚采摘的生柑，但是新柑性寒凉，口感也较差，放置一段时间后再吃会好一点。
19、关于狗肉、猫肉、蛇肉及其他。我不是“肉食主义者”，日常饮食以米饭(粥)、青菜为主，肉类只是配角。食用的肉类中，以猪肉最常见，其次是鱼肉(至于河、海鲜类中的虾少买，蟹不买----怕麻烦)，再其次是牛肉，偶尔食用羊肉(主要在冬天)；甜食必不可少(需求量是常人的几倍)；平常不吃蛇肉(只有以前几次与朋友出去吃火锅时吃过)----不太喜欢；狗肉极少吃(至今只和朋友去吃过干的、湿的各一次)----不喜欢；至于对吃猫肉则非常排斥:有一次朋友请客，到那个地方才知道是吃猫肉，我只试吃了2个猫肉丸就不吃了，对餐桌上的笋炒粿条和其他小食则吃得津津有味。
20、嘴里2个硬糖粒跳舞，又见猪杂骨白萝卜汤，喜欢品尝饮料新品种，骑自行车的工程师“醉驾”了，有(咖啡)“伴侣”无咖啡，在云路镇机关食堂蹲在地上吃午饭，同一天午、晚餐同样的“上等菜”(鲤鱼焖豆干、豆干压韭菜)，每周几次猪肚炖芥兰，长春药酒配炸花生，下半夜3点多的夜粥。年5月18日，经过多番曲折(在此之前，年1月底----即我在霖磐中学的第二年第一学期结束之前，揭阳县教育局已经向学校下达了我到县建委工作的调令，学校领导却以“教师人手不足”拖着不办，甚至在新学期因初三级生源不足、从8个班缩编到6个班，我无课可上的情况下，还要我去教初三级1-2班的政治课，直到进入学期末复习阶段才将担子交还这个科目的老教师。县建委这边也急需我到位，我只能办理“借调”手续，从当年正月初八----2月24日，即春节后县建委的第一个工作日到新单位报到，开始了近3个月“两栖人”----即两边的工作都要完成的日子，直到学校同意放行，办妥调动手续)，我的人事关系终于转移过揭阳县建设委员会(任技术培训中心专职教师)，因工作关系，需要经常乘车去汕头(每一期培训班一般都开设十几门课程，其中统考课程5门，由本市建筑业岗位培训的具体承办单位“汕头市职工业余中专”负责拟定试题、组织考试，其余的非统考课程则由各县的建筑业岗位培训教学点负责拟定试题、报汕头市职工业余中专批准后组织考试)，差不多是每周一次。在此之前我很少乘车(每年春节前去河婆过年才乘车)，每次乘车都晕车呕吐，非常难受。我因为喜欢吃糖，想出了一个办法:嘴里含两颗硬糖粒，不停转动(“跳舞”)，这样既补充能量，又转移注意力，而且我还故意坐到车的最后排(摇晃、震动最厉害的部位)，锻炼自己的耐受力，这样经过几次，就逐渐适应了。
出差去汕头，事情办完比较晚了，只能找地方住宿，我找到职工业余中专对面的旅馆(包食宿----可报销，这个对低工资的年轻人还是有吸引力的)，又吃到我喜欢的猪杂骨煮白萝卜汤，吃的津津有味的。
工作过程，不时还需要接待、迎来送往(主要是应付汕头市建委、汕头市职工业余中专、揭阳县科委的检查)，实际上在这方面我只是配角，任务较少(作为培训中心的专职教师，我的任务是本中心开办的各种培训班教学安排----这是本中心的重头戏，并担任其中1个班的班主任，还要负责政策理论课的教学)，所以不用花太多心思去研究接待的菜品之类，倒是喜欢去研究(品评)饭桌上摆放的饮料(好奇葩----可能与我喜欢甜品有关吧!至于上的什么菜品，我不太关心----反正能吃饱就行)。
平时的非统考课程考完之后，因为学员多、任务紧，我们培训中心几个工作人员需要利用休息日协助外聘的任课老师(都是本县建筑业各单位的骨干)改卷、登记分数，加班加点也无加班费(因为当时培训业务繁重，在培训中心的近4年中，有3年时间是全无休息日的)，只有安排简单的午餐。有一个星期天，一位姓陈的外聘老师(工程师，教“建筑测量”课)改卷，他平时喜欢喝酒，我一个同事就带了一瓶有年份的“竹叶青”去分享(劲头很足，说好了每人只能喝一点的)，咋知道这位陈老师还是喝多了，还强打精神要骑自行车，结果在俯身上车时摔倒了，最后只能由一位同志护送他回家(未完工作只能推到次日完成了)。
由于长期劳累，加上季节转换时着凉了，我病倒了，在家睡了三天(在培训中心4年，请病假就这一次)，同事上门探望，买了水果和“咖啡伴侣”(一种白色的粉末，添加到咖啡中，可使咖啡喝起来有丝滑的感觉)----这东西有点酸溜溜的，不知道为什么买这个给我？后来了解到它的用途，哭笑不得(买咖啡不好吗？没有咖啡，它算什么？----什么都不是!)
年3月6日(至6月10日)，我接受单位指派，参加县委组织的党建工作组，驻云路镇中夏村。当天中午在云路镇机关食堂吃饭，菜品还算不错，但是没有桌子，工作组几十个人都蹲在地上吃饭，吃得好憋气，我们戏称“好像在吃白事桌”一样。
午饭后确定各驻村工作组人员，我们驻中夏村工作组4人即赶赴目的地，晚餐就在中夏村吃，凑巧的是，午餐的“上等菜”(鲤鱼焖豆干、豆干压韭菜----他们那里就是这样认为的)又在这里出现了(我们都觉得很好奇)，但是用餐气氛比午餐时活跃多了。
村里的电工林坤金师傅在这期间负责工作组的伙食，他为人开朗、健谈，好勤快，看到当地的猪肚不贵，以我们的伙食标准也吃得起，就一周之内几次向我们展示他的拿手菜“糕烧芥兰压(炖)猪肚”，味道还不错的(在那里虽然工作很累，但是这样吃了三个多月，还真的胖了几斤)。
有一天午餐后，坤金师傅变戏法似的拿出一瓶长春药酒、一碗炸花生，硬拉着我陪他喝一杯，结果他大概喝了三分之二，剩下的就是我喝了，喝完他没事，我却醉得一塌糊涂(我实在太累了:在这里是从早忙到下半夜，星期天还要回去忙本单位的工作----拟定、调整教学计划，教学情况汇报，审核待报批的非统考课程试题----这些工作只有我这个单位里“唯一的笔杆子”才做得来，其他几个同事因为文化、专业水平限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样，如果当天下午没有任务，我可以立即倒头大睡，何况是喝酒了？)，躺在会议厅的长条椅上，到吃晚餐时还迷迷糊糊地(失态了!怪不好意思的)。
我们离开中夏村大概2年后，坤金师傅到县城为村集体采购材料，我得知后请他到家中小聚，招待他的只有粗茶淡饭(我还没结婚，和父母住在一起，他们平时不喝酒，家中也无酒，有点遗憾)，但这也未影响我们重逢的气氛，照样相见甚欢、无所不谈。
那段时间，党建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工作节奏很快。我们工作组的日常安排是:上午，组长老李(李长合，镇委组织委员)和组员老杨(杨利民，镇信用社副主任)去处理本职工作；副组长小谢(谢淡松，炮台镇司法助理)和我(县建委机关干部、工作组资料员)负责走村串户、收集问题线索、核实情况。下午，工作组开会分析问题线索，确定当晚全村党员大会基调。晚上，召开党员大会，一般是9点才能开始，下半夜1点多结束(参加人数多，需要讨论、解决的问题也多，会期也长)，散会后我立即上床休息了(每天上午要跑好多路，下午、晚上笔杆不离手，整天手、脚、口、脑并用，太累了)，其他几个人(工作组的、村领导)有的在打扑克，有的在煮夜粥。到3点出头，打扑克的到一段落，夜粥也煮好了，他们还要拉我起来吃夜粥，我举手投降:“饶了我吧!睡觉不香吗？你们如果吃不完就留给我在早上吃吧!”(就这样，在那里3个多月，几乎没有吃过夜粥)
21、一个半饭盒的午餐，比客家建筑队的同志还重口味，第一个硬着头皮到曲溪“吃闲饭”，第一次在饭局上唱歌(绿岛小夜曲)，合并后第一顿团圆饭。年正月初八(2月11日)下午4时，黑云压城(天空一片漆黑、雷声大作)，揭阳县建委在机关办公楼后楼楼下召开机关大院全体干部、职工大会，宣布选调到揭东县的人员名单。县建委机关大院共53人(包括技术培训中心、县工程质量监督站)，原则上要选调三分之一人员到揭东县工作，结果，包括我在内的16人列入选调人员名单(当时揭阳县建设系统----包括建委、城建局、房管局、环保局，选调到揭东县的人员名单共涉及35人)。这16人中，有一老一小2个女同志，听到名单后，整日哭哭闹闹，最后还是留在榕城区；有2位男同志到揭东县建委所属企业担任领导；剩下12人留在机关，与原揭阳县房管局选调到揭东县的5人(暂时不设立揭东县房管局，而作为揭东县建委内设的房管组人员)，共17人，组建揭东县建委，分成4个组(人秘、财经、建工、房管组，编制文件上说:“为方便开展工作，对外可称科”)。其中，我所在的人秘组虽然定编4人，但是实际到位的经常只有2人(组长和我。副组长是老油条，每周大概只到单位1次；还有一个比我年轻的，整天找门路办调动，根本无心工作)。我们的分工一般是:组长打理大事，负责联系内外单位、各级领导；我打理剩下的小事(实际上占了本组业务的大部分)。整天有办不完的业务，中午、晚上都无法休息(等于1天上了2个班，但要增加报酬是不可能的)，中午在单位吃盒饭，因为我工作量大、消耗多，肚子很容易饿，需要1.5个盒饭的份量才能填饱肚子(这事还经常被老同事提及)。整天操劳，食量大，易上火，造成味觉不灵敏，以至于年有一天中午，在单位附近的进安街小食店接待龙尾镇建筑队客人时，他们吃起来感到比较“咸”的菜品，我还没什么感觉。
更加无语的是:从年起，上级要求因客观原因(比如在揭东还没有办公场所)暂时还留在榕城办公的单位(我们单位就是其中之一)，每周都要轮流派人到揭东办公(借用其他单位的办公场所)。所以，我这个从早到晚都忙得团团转的人，第一个轮到去揭东“办公”，被逼着过了几天“吃闲饭”的日子(到那里只能干坐着，什么都办不了)----潮汕话说:“称(剩下的)饭唔(不)食老狗个!”(该干的活，你不干，最后还是你自己去收场----跑不了的!)----本来就是整天连轴转的状况，到揭东几天拉下的工作，回来之后加了几个星期的夜班还无法完成!
在这一年多时间，唯一可回味的就是:年底，有一次一个建筑公司的经理请我们几个人吃饭(在此之前，他有几次来办业务，办完就中午了，我们都留他和我们一起吃盒饭，他觉得不好意思，一定要回请我们)，那时还没有“包厢”的概念，我们就在大厅吃饭、唱歌----这是我第一次对着“卡拉ok”屏幕学唱歌----唱的是“绿岛小夜曲”(而我接触过的第一首“卡拉ok”歌曲是年在揭阳华侨宾馆
“卡拉ok”厅播放的“恋曲”)，自我感觉还不错的。
年最后一天的晚餐，是我们揭东县建委、城建局合并，设立揭东县建设局后的第一顿“团圆饭”(那时候，条件很简陋，县城建局在曲溪镇港美村委会借址办公----也是后来的县建设局的临时办公地点。食堂连吃饭的桌子都没有，所以不可能“大操大办”，实际上就是每人一份非常普通的饭菜----而且一切都要自己动手，当晚我还要用刀角撬开压得太紧的食具才吃得上饭，手上见了“一点红”----各人端到办公室去吃，吃完各自乘车回家)，第二天起原揭东县建委的同事就都到曲溪办公了，我因为还有许多业务需要与还在榕城办公的揭东县科委交接(年度本县多名申报建筑系列初级职称人员的资料必须整理完善，送县科委审批)，所以到年4月20日办妥与县科委交接手续后，才到曲溪办公(在揭东建委，我是第一个到曲溪“办公”的人，也是最后一个到曲溪办公的人)。
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年元旦后至4月中旬)，我总算可以喘一口气了:中午可以回家吃饭了(因为没有人再来催着我办业务)，晚上还要加班(早点完成，早点交接，有遗漏也可及时补上)，虽然吃得比以前少，但是作息时间相对比较正常，还是比以前胖了(幸亏合并，一切正常了!不然我肯定会倒下的，谢天谢地!)
22、到揭东后胖了(“标老”的功劳)，“天天上酒(九)楼”吃盒饭的日子，年到曲溪、开发区催收挂欠款与大骗子同餐，第一次迎春团圆饭(年，和陈司机喝啤酒，炒青辣椒)，值班吃宵夜早上起不来，年正月初七韩师同学聚会一醉方休，食堂的“计生餐”，早餐两个鸡蛋(仅仅保证大脑运作)，9年5月起局食堂无晚餐、周六日及加班无伙食(加班自掏腰包超过1万元)，年夏天远方夜宵，梅菜扣肉，年8月品尝蕉岭红猪肉汤，云路小朋友请吃“猪脚圈”，退休后回单位吃午餐仍能“光盘”。年4月20日到揭东办公后，我的工作、生活都走上正轨:在家里吃完早餐，8点前赶到天福路口等待我们单位接送员工上下班的中巴车(19座)，9点前到单位，12点前午餐，午餐后喜欢打扑克的同事三五成群，各自组合，大战几个回合之后，下午上班时间也就差不多到了。我则找了一个无人打扰的角落，在办公桌上睡了半个小时(当时整个单位只有两个床位:局长1个，局人秘股副股长1个----他年纪比较大)，就起来整理文件资料了(许多年来都是从累死累活中过来的，好羡慕他们有这样正常的工作节奏，但是我从年9月戒绝打扑克之后，不管情况怎样变化，我都不想再参与了，有空闲时间宁愿多做点工作)。
当时局食堂的厨师是港美村人吴桂标(大家都叫他“标老”)，为人比较实在，午餐的菜色一般是豆干焖猪肉，有的人说他“卖摆变”(潮汕话:不会变花样)，但是我认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办公经费少，员工工资也不高，单位确定的食堂伙食标准也不高，作为厨师按标准定伙食、不装进自己口袋就是了，还要他能怎么样？在这个食堂吃了几个月，到年底我就胖了几斤了(我不挑食，而且和作息正常也有关系)。
年7月，我接受单位委派参与县委、县政府临时设立的“撤县设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撤县设市办”，办公地点在县委、县政府办公大楼前九楼房----是办公楼的最高层，与县纪委是“邻居”----那段时间，我们戏称自己是“天天上酒[九]楼”；市，指县级市)工作，是其中的资料组(办公室另设有行政组、攻关组)5名成员之一(组长是当时的县工业局副局长邱悦彬----因为同姓，我总是叫他“老亲”，他后来任曲溪镇委副书记，年8月我们去帮助催收挂欠款，又做过一段时间的同事----世界太小了)。该项工作进行了半年就因遇到重重阻力而暂停(东山区向市里要求将揭东县的锡城镇划入其管辖范围----这样它就可以名正言顺申请设立建制区----同时意味着揭东县提前解体)，经过诸多努力(县委陈家俊书记指示县人大常务副主任黄锡波、县政协主席谢礼文到省里“做工作”，终于保住锡城镇----也就暂时保住了揭东县)，进入年，“撤县设市办”继续开展工作，半年后宣布解散(后来才知道:争取“撤县设市”只是县主要领导的“障眼法”----可以“合理造假”、捞取政治资本，到年上半年，县主要领导已晋升市委常委，争取“撤县设市”也就可以休矣!)。在这二个半年中，我重新过上了吃盒饭的日子:资料组几位同志都是所在单位的业务骨干，本身任务重，被抽调参加“撤县设市办”工作期间还要兼顾本职工作，工作节奏很紧张，时间耗不起，所以确定不去食堂用午餐(用餐人太多，仅排队就要半个小时)，改由附近小食店送盒饭来，这样我们还可以边吃边讨论上报材料的细节，一举两得。
年8月，我接受单位指派参加县委组织的“催收挂欠款工作组”，我们的工作组有4人(由县纪委邝林汉副书记、县法院何永隆副院长任正、副组长，我当时在单位职务是局人秘股副股长，到工作组还是资料员----最累的角色，还有一个组员是农委水产组副组长陈汉标；他们三个都是“老公鸡””----比我多14岁，他们是“动口”的，我是“动笔”的)，负责帮助曲溪镇、县经济开发试验区的催收挂欠款工作(历时5个月，涉及被挂欠款项多宗，最终办结率只有13％)。我们平时又分成二个小组，分别负责曲溪、开发区的相关事务，遇到重大问题则集中开会商议。我们到哪里帮助工作，如果到饭点了，讨论的问题还无解决办法，就在哪里用餐后再议；如果讨论有结果了，就各自回本单位用餐(参加工作组期间，我们各自的本职工作仍需兼顾，回单位用餐后还要办理一些业务)。曾经有几次在开发区食堂用餐，知道西洋菜还可以炒，还要撒上胡椒粉，这几次都是与开发区工委书记(杨镇城，是县委常委兼任，兼曲溪镇委书记)、管委主任(陆映坤)一同用餐，宾主之间，言谈甚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知道:我们在尽力帮助催收挂欠款，而与我们几次共餐的开发区主任却是一个大骗子(非法集资超亿，潜逃澳大利亚)，真是太讽刺了!
年春节前，揭东县建设局组织局大院内各单位人员在局机关食堂聚餐(当时局长是吴惠鹏，这是我局唯一的局大院内各单位春节前聚餐，参加人数接近人)，同志们情绪高涨，频频举杯，总结以往成绩，展望明日辉煌，互致良好祝愿，气氛好不热烈!聚餐接近尾声，老同事陈司机还到厨房里面炒了一碗青辣椒丝，拿来两瓶啤酒，要与我对着干。如此盛情难却，只能奉陪到底，尽兴而归(从此知道自己喝啤酒也就“一瓶止步”)。
我局从年春节前搬到现办公大楼办公后，就严格执行值班制度(基本是5天轮到一班，中间也有10天一班的)，到下半夜时(值班夜我们是很晚才敢睡下的，有几次是下半夜3点还要到县政府值班室领取紧急通知，还必须及时向领导汇报、转发、布置落实。在局人秘股工作20多年，长期精神高度紧张，日夜连轴转，真不是人过的日子!)，除非肚子很饿，我都不想出去吃宵夜:三几个人出去吃夜宵，老同事老袁总是抢着去买单，我是几次才能抢到一次买单的机会，很不好意思；吃夜宵之后，好久才能入睡，第二天早上很难按时起床，连到食堂吃早餐的钟点都超过了，只能到外面小食店去吃。
6年7月初，是我们从韩师毕业20周年，但因各种原因，我们的毕业20周年聚会到年正月初七才在韩师举行。同学到场的有近30人(入学时全班50人，当时确定能保持正常联系的有48人)，还邀请到各科老师十几人，40几个人分成5桌。我们班是每年一任班长(其实，别的班也基本如此----因为班长太累了，长期担任是吃不消的)，第一任班长吴仲杰(他从实际年龄上来说也是我们的“老大”----而我则是“档案年龄”上的“老大”----冰雪聪明的各位看官可不要被我绕晕了----我总是叫他“仲杰兄”)致辞，第三任班长林天卫和留校的、在潮州的几位同学具体负责聚会事宜(他们最辛苦)，而我(第二任班长)什么都干不了，只能频频向各桌敬酒，衷心感谢各位老师、同学的支持。但是有同学提议:向每一桌敬酒，都要分成两次(对老师、同学要分别敬酒)。这样，仅仅向每一桌敬酒就有10次，加上几次是个别同学来敬酒、回敬，算起来最少有十多次，当晚至少喝了半斤以上的洋酒(这是第一次喝到这么多的，过后有几次和老同事的春节前聚会也差不多喝到这个量)。但是我这个人“酒品”好，喝醉了，我就乖乖躺下，不会胡言乱语、耍酒疯。当晚H同学看到W同学没有到场，情绪有点低落，L同学看到了，去与她说说笑笑、转移她的注意力，并要我也去安慰她，还要说贴心话。我已经喝到舌头不听使唤，就说了句“我们都好!”L同学还要我说三个字的，我就改成“俺都好!”(我知道他在挖坑，偏偏不跳进去----不服我都不行!)----大家都一笑而过。
年下半年，当时县主要领导的亲戚、一位姓陈的厨师开始执掌揭东县建设局食堂(至年上半年)，做菜质量差，量还少，许多人都戏称为吃猪菜、“计生餐”(吃了什么事都干不了，生不了小孩的)。陈厨师有一个特点:“鸡蛋当家(早餐有鸡蛋----水煮蛋、卤蛋，做菜也喜欢用鸡蛋)”，好多人都不喜欢，但是我认为还是有一点好处的。我有时早餐在食堂吃，两个鸡蛋(我比较喜欢水煮蛋)、一盆白粥，就可以保证一个上午的能量需要(我每天要处理上十方面的业务，两个鸡蛋使我的头脑能正常运转)，临近中午时还不会太饿，午餐的菜不管多差，我都可以吃饱饭的(我就这点本事，别人不一定做得到)。
局食堂的伙食本来已很差，9年4月底一刘姓局长到任，还将工作日晚餐、每周末值班及加班的伙食都砍掉了。这样，我本来每周平均至少要加班一天(有时周六、日都要，有时都不用，还不计加夜班，却从来没有见过“加班费”的影子)，每年加班还要自己掏腰包元(只是吃饭，车油还不计)，从那时到退休(年底)，至少要自掏腰包0元。
从年起，我有时还要出差到外地，为所属企业驻外机构解决问题。年夏天，有一次我出差到东莞，到达时已凌晨一点多(当天车况异常，坐了超过10个小时的车)，东道主非常热情，拉住我一起吃夜餐，盛情难却，等到吃完、收拾停当，都3点多了(这是我在外地吃的唯一的夜宵)。
曾经与几位老同事一起出差，在鮜门路段某饭店就餐，我吃到那里的“梅菜扣肉”，感觉很正宗，赞不绝口。过后每次和他们一起吃饭，他们都要打趣说:今天的菜没有“梅菜扣肉”，太遗憾了!
年8月下旬的一天，我出差到梅州，当晚东道主用“蕉岭红猪肉汤”(当地名菜，加酒糟烧制)招待我们，吃完饭我就昏昏沉沉地(当天已经忙碌了上10个小时，本来就很累)，没有洗澡就睡了。这样，从当晚7点多睡到次日6点，醒后精神焕发(好像换了个人似的)，买了去广州的车票(要去参加水利工程施工监理工程师的考试)，在车上6个小时，将一本面的习题集再看了一遍，印象很深(在此之前，因为从拿到考试用书至参加考试只有20多天，考试用书5本、1面----A4版面的----只看了一遍，习题集也只看了一遍)，终于在去广州次日开始的考试中，顺利地考取了水利工程施工监理工程师资格(这是我考取的第9本资格证书、第三个执业资格；退休一年后在应领导要求回原单位帮忙的情况下，还考取了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二级建造师，即共考取了10本资格证书、四个执业资格)。
年12月，我接受单位指派，参加区纪委组织的涉农资金使用项目线索排查活动(与我局有关的是“危房改造”项目)，到玉滘镇的半洋村、凤美村开展工作。我和云路镇纪委的一位年轻干部组成一个小组(这是市、区纪委牵头，我只是配合工作)，该同志仅而立之年(考入公务员队伍时间也不长)，精力充沛，业务纯熟，处理问题得心应手，但在工作之外却还是孩子气十足:线索排查活动结束了，她还要专程载我去玉滘市场买“猪脚圈”(潮汕话，用淀粉、黄豆、萝卜丝等为原料制作的油炸食品，其形状似猪蹄的切片，故名)，说这里的“猪脚圈”很好吃的，一定要请我尝一尝(这是我在榕城之外第一次吃到“猪脚圈”这种小食，味道还真的不错的----在曲溪整天忙于工作，也没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