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忆当年说养猪
文/陈强伦编辑/磐石
“教师不离书，农家不离猪”，这是一句流传于民间的俗语。我小时候的成长历路都与这两样有关：跟着老师读书，跟着母亲喂猪。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民公社时期，家家户户都养猪，这是响应国家“大养其猪”的号召，也是农民约定俗成的自觉行为。一可为集体提供土粪用于农业生产，二可增加家庭收入，满足日常花销。
从我记事起，我家猪圈里就有猪；从我上学起，就得为猪而劳作。
捉猪仔结猪缘
养猪是个周而复始的营生，得先从捉猪仔说起。
在城乡集市上，一般都辟有牲口市，小猪市是牲口市的一部分。在春天一个气温回升的时节，吃过早饭，母亲就拖着七岁的我，向十里外的县城集市上赶。来到小猪市，卖猪人的吆喝声、猪叫声、杂尘、怪味等一齐弥漫在小猪市的上空，一摊摊被绑住的小猪，一声声无助地尖叫，我随母亲一个个挑选。我们家卖猪从来不找经纪人帮忙，我父亲也不会买，都是我母亲亲自去买。我母亲买猪有一套自己的标准，经历次观察得知，母亲从来不买“壳郎猪”只捉“小奶瓜子”，并且总是选择那种样子虎势，骨肉结实，皮毛顺滑，脊平腿长，眼亮腚圆，耳大嘴阔，品相顺眼的挑，除此之外颜色是最关键的，我家从不买白色猪和花豹子猪，永远是黑色的小公猪。
黑压压的小猪市上，一个个可怜的小猪被一根细草绳反绑着前腿，像犯人戴着背拷一样。两只柔嫩的膝盖跪在地上，嘴啃泥地趴着，委屈地哼哼着，两条后腿不停地蹬。若被人选中，便在嚎叫中被扯着后腿提走了。我们逛遍所有的小猪摊，总算挑着一个中意的。真怪，每次母亲捉的小猪，我也看着顺眼。经过谈价、过称、交钱，这可爱的小猪仔就是我们的了。我急于把背绑着小猪的那根可恶的草绳松掉，母亲说：“别急，还没骟呢。”
小猪市专门有骟猪的（书名阉割），那个骟猪人叫张福，是公社兽医站的。十里八乡没有不认识他的，在集市上骟了几十年猪，我从小到大，家里每年捉小猪都是他给骟的，这辈子一共骟了多少猪，恐怕他自己也数不清。这人身膀粗壮，说话粗放，边侃边干，手脚麻利，他面前永远都有等待阉割的小猪。只见张福提起小猪后腿，放在地上，用脚踩住小猪的嘴巴，左手捏住小猪屁股后的突出部位，右手刺啦一刀切个小口，将两个小肉蛋从切口处挤出体外，割断连筋，擦点碘酒，小猪的嚎啕还没有停止，他嘣地一声摔出老远，头也不抬，是谁的谁拿去，只看猪，不看人，继续他的下一个。我赶紧跑过去抚摸着小猪的脑袋，说来也怪，小猪不嚎了，只是浑身不停地颤抖着，可怜地唧唧着，像是在向我舒诉苦衷。我们赶紧解开那根勒在小猪背后的硬草绳，让它的腿顺过来，拿出绵软的麻绳，在下面绑住，暂时委屈点，将其放在提前准备好的小葛篓里，找个棍子与母亲抬着，看能不能遇到本村有推小车的邻居，帮我们推回家。
小猪一进圈，家里就有了新的生机，闲了一冬的猪圈也立马充满了活力。松了绑的小猪这里嗅嗅，那里拱拱，东张西望，不知所措。我说：“给它点东西吃吃吧？”母亲说：“不能！刚捉回来的小猪当天不能喂食。”是啊，没有了嘘寒护暖的母亲，离开了撒欢嬉闹的兄弟姐妹，被反绑了半天，还被凭空挨了一刀，再经过远途颠簸，哪里还有心情吃饭呐！
第二天，母亲稀汤寡水地给它倒了点猪槽里，它竟欢快地吃了起来，吃完了就无事一般地玩去了，仿佛昨天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母亲高兴地说：“好了，能吃就能活、好动就好养，这猪就是我们家的啦。”
挖猪菜薅猪草
半岛的春天持续时间很长，温度一旦回升，万物就铆着劲儿地长，漫山遍野的苦菜泛着诱人的青绿，开着五彩斑斓的花，这时是挖猪菜的最好时节。我母亲常说：“猪吃百样草，就怕你不找。”此时，挖猪菜就成了农家孩子的另一种作业。每天傍晚，扔掉书包，拐起篓子，呼朋唤伴，三五成群的就出了家门。山坡地堰，沟边地头，河岸路旁，到处都长着水嫩嫩、绿油油的山菜。酱碟子、马奈子、曲曲丫子、山芹菜，山箭子、黄花苗、兔子耳朵、戚戚菜，从春薅到夏。
给小猪挖猪菜也是小伙伴们最开心的时刻。出村后，看到同样上山挖野菜的女同学，我们也不打招呼，男生只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小伙伴们先使劲挖，挖满篓子再翻着花样尽情地玩，天放黑，就拐着满满一篓子野菜各回各家。回到家来，小胳膊被柳条梁压出深深的红印。
小猪认识人，我把野菜往院子一放，它的身子立马跃起，两只前蹄扶着圈墙，用企盼的目光看着我，嘴里不停地“哼哼哼”，好像说“快给我，快给我”。我抓起一大把野菜扔进猪圈，它嗅一嗅，欢快地吃了起来，嘴里还不停地“哼哼哼”，好像说“真好吃，真好吃”。
吃苦菜的猪和不吃苦菜的猪，长相就是不一样。吃苦菜的猪，精神饱满、皮洁毛滑、胃口好、长势迅猛。猪长我也长，我母亲说：“你喂猪，猪也为你，日常花销都是从猪身上出的，没有猪，就没有钱；没有钱，你们就上不起学，所以在学校你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回到家你要好好喂猪，天天挖菜。”
酷夏时节，熟草生长茂盛，放学后我就和小伙伴们一起拿着镰刀割嫩草，猪由吃野菜换成了吃嫩草，我们的劳动工具也由小篓儿换成了大篓子。
秋天，猪的饲草就多了起来，虽然家里的菜帮子乱叶子有的是，但放学还得上山，上山薅熟草。熟草薅回来放在门前空地上晒，晒干后垛起来，留和着地瓜蔓、花生蔓一起粉糠给猪吃。
这薅熟草可不如挖野菜、割嫩草轻快。得从干硬的泥土中薅，很是勒手，小手经常被勒出血口子。那时的孩子泼皮，手出血也不知道痛，我母亲常说我是驴皮象肉。每天放学薅一大堆熟草，然后再用绳子捆结实，撂上肩头抗回家。一身草叶，一身泥土，一身汗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自幼就得挑重担。
日升月落，四季轮回，猪由小到大，一个个喂肥，我也由低年级到高年级，一年年长大。
碾猪食熬猪食
猪光吃草是不行的，还要吃饲料。那时的农村喂猪，根本没有好饲料，更没有催肥饲料，最好的饲料就是地瓜干，好地瓜干也得留给人吃，猪子吃的都是有毛病的地瓜干和地瓜干耳朵。地瓜干需要到碾子上碾碎、碾成细碴儿，这个过程叫压碾。我们老家叫“掐碾”。将瓜干铺在碾盘上，推着碾砣不停地滚动，将瓜干“掐”碎。我觉得这“掐”字用得非常恰切，形容在碾子上碾粮食就像用手指盖一点点掐一样的费事。最难掐的还是地瓜干耳朵，即地瓜最边上的那两片，晒干后坚硬无比，在碾子上碾来碾去它也不容易碎。
转眼到了的冬天，长了十个月的猪，体也壮了，膘也肥了，饲料需求量也大了，这就得三天两头地掐猪食。我们多户的村庄只有两盘碾子，称“东碾子”和“西碾子”。每到傍晚，碾棚子外就排起了长队。每次掐碾，只要谁家在我们前面掐，我母亲总是说：“他什么婶、什么大妈的，慢慢掐，掐细一点，我们不着急。”人家还真当个真的了，不掐细了不停下。可轮到我们掐了，地瓜干耳朵还没有完全掐碎，母亲又总是说：“行了，行了，不掐了，赶快收拾起来，别耽误后面你什么婶、什么大妈掐。”我们兄妹很是不理解，咱妈怎么总是替别人着想，谁都知道地瓜干掐得越细，猪吃起来越顺口，熬起来越省火。
晚上做完饭，趁着热锅还得赶快给猪熬食。熬猪食是个很细心的活，火烧慢了，费时间；火烧猛了，锅底下容易糊，熬的过程还需要不停地用铲子翻搅。每到吃晚饭时，我们兄妹几个坐炕上吃饭，母亲自己在地下熬猪食。我姐姐看着母亲终日操劳，于心不忍，就替母亲熬，有一次姐姐在铲锅时，不小心被翻滚的猪食烫着了，手指起了好几个大水泡，我母亲赶紧给她手上抹点面酱，口中说：“干点活就得要功夫钱，再也不用你们熬了！”
猪食熬好后，盛在大盆里，每天和着糠喂，猪子就张着大嘴“吭哒、吭哒”猛吃，吃完了躺在猪圈里睡大觉。
我母亲喂猪很上心，猪饲料与猪糠的比例掌握的很到位，什么时候喂，一次喂多少也把握的很准确。既能让猪吃饱、吃好，又不浪费饲料。我母亲出门走亲戚从来不在亲戚家宿，除了孩子，猪圈里的猪就是她最大的牵挂。
垫猪圈集猪粪
猪的生活天地是猪圈，猪圈分为猪圈台和猪圈池两部分，猪圈台建有猪窝，猪窝上搭建一个平盖，是猪子吃食、睡觉的地方；猪圈池子是猪活动的场所，更重要的作用是积粪。
我时常想，可能先人建房子就建猪圈吧，有家就得有猪吧，要不古人创造文字“家”的时候，不把宝盖下面放个“人”，而放个猪“豕”呢？
我老家的房子是明末建的，猪圈墙的石头跟房墙、院墙的石头基本一致，猪圈池用大块石头砌成，底部也用石块铺就，由于长年累月积粪，石头的表面都被磨得像水磨石一样平洁光滑，这所故居，不知住了多少代人，养了多少头猪。
养猪和积粪，历来都是相辅相成的两个环节。小农经济是这样，集体经济更是这样。人民公社时期，土地集体耕作，粮食计划种植。土杂肥需求量非常大。有一句谚语：“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说的就是养猪积粪的重要性。生产队养猪积粪，农户也得养猪积粪。
积粪需要泥土，往猪圈池里填泥土叫做“垫猪圈”。我们家没有劳动力，垫猪圈就是我和我哥的事。我们俩小的时候用篓子抬土，分工很明确，在村外我负责往篓里铲土，抬回家他负责往猪圈里倒。虽有明确分工，但争吵也时有发生。我俩用一根木棍抬着一篓子泥土，从村外抬到家里，土重，路长、肩痛，因此篓子梁在杠子上的位置就成了双方经常争执的焦点。我说：“你大我小，篓子就应该往你那头偏一点！”我哥说：“你饭一口也不少吃，咱俩的杠子就应该一样长！”但真抬起来，我哥看我走在前面压得直缩脖子，他在后面就悄悄把篓子往他跟前移动一些。
那时的夏天雨水大，下过雨后，猪圈里就存了一池子浑水，又脏又臭又滋生蚊虫，这时就得往外抬，抬到菜园喂菜。有一次傍晚，我母亲让我哥俩先抬几罐子浑水再吃饭。照样是我负责从猪圈往罐子里舀，他负责往菜园里倒。抬了几趟感觉累了，我俩就商量放下来休息一下，刚从肩上向下一放，罐子底正好顶在一个石头尖上，“咣”地一声，那脆弱的乌陶罐子就碎了，满满一罐子浑水也撒光了。我俩面面相视，害怕回去挨揍，只得抬着两个罐子鼻儿垂头丧气地回家。正在烧火的母亲一看这阵势，心里就明白了八九分，拿起还冒着青烟的烧火棍，满院子追着打。
长大一点，我俩就不用“抬杠”了。两人各自独立挑，不管是泥土还是浑水，轮流坐庄不偏不向。几年后我哥到城里念高中了，挑土、挑浑水的重担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我的肩上。
往圈内挑土、往圈外挑浑水都是很累的活，但出粪更累。古语道“出粪、粉糠、拉大锯，好饭请着也不去”。意指这三种活计又脏又累。我家以前是大户，猪圈也很大，两个壮劳力出一圈粪得一上午。小时候我是看着大人出粪，长到十四岁，初中生的我就能自己出粪。
我也不用找别人，也找不到别人。到生产队饲养室，借一辆簸箕车、一把粪叉，跳进猪圈，将粪叉进簸箕车，再推到街上堆起来，一上午也能把一圈粪出完，我母亲高兴地说“眼是草鸡蛋，手脚是好汉，半桩小子能出粪，不简单！”中午又煎又炒做好饭给我吃。
为什么这么卖力，这是猪圈里淘金呐！
农家所集的圈粪，都在自家大门前的墙根方方正正地堆着，上面糊上一层泥巴，防止跑味。生产队用的时候，小车队就到各家各户去推，推完了给小队会计报个数，小队会计再按每车四分，年底作为劳动收入的一部分。当时我们村的劳动日也就是四毛多钱儿，一圈粪能出30车左右，一年集10圈粪，这样下来就是多块钱，作为我们没有劳动力的家庭来说，实在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但最大的收入还属送肥猪。
逮肥猪送肥猪
十月养猪，一朝出肥。经过从春到冬十个月的辛勤喂养，东西吃个差不多了，猪子也显得懒了，除了吃食，一般不大活动。每到这时，有经验的母亲就知道好送去宰杀了。
送猪需提前联系食品站，下来人看过并同意后，指定送猪日期，养猪户送去宰杀。我家养的每一头肥猪在出圈之前，母亲总是从前到后用手指在猪的脊背上拿量（伸开手指，拇指尖与食指尖之间的距离就叫做一拿），量一下有多少拿，就能估算出这头猪能称多少斤，每次估量的都八九不离十。
送猪的头一天让猪吃饱，当天就不能喂食了。送猪这天，一清早我家请的逮猪、送猪人就来了。我们家每次逮猪都离不开我们本家族的楠叔。
楠叔安排一个人先下到猪圈，我母亲取一小勺汤水倒进猪槽，正在猪低头开食毫无防备的当口，说时迟那时快，楠叔从猪圈墙外一探身，一把揪住猪的耳朵，大吼一声：“掀腚！”，猪圈里的人双手揪着猪尾巴向上一掀，楠叔揪着猪耳朵往上一拽，偌大的肥猪就从一米多高的猪圈墙上跃了出来。楠叔揪猪耳朵的右手始终没松，左手扯住一条后腿，用膝盖就势一顶，笨重的老猪就被按到在院子里。如此同时猪圈里的那位一个飞跃跳出来，拿起提前备好的绳索，将老猪的前后腿绑了个结结实实。可怜的老猪也不知自己犯了什么天条，惊恐地咧着大嘴拼命地嚎。
整个逮猪过程如霹雳闪电，三分钟解决战斗。在我的心目中，我楠叔简直就是逮猪专家，他逮遍了半个村的肥猪，从未失手。只是别人家他只帮助逮，我们家他还得帮着送。
从我记事起，我们家的肥猪都是他亲手逮的，他推车送的，不要任何报酬，只是吃一顿早饭。肥猪送到哪里去了，我并不知道，只知道送猪回来，我母亲总是将食品站奖励的肉割一块给他，楠叔稍微小声客气一句，提肉便走。因为家里穷，楠叔三四十岁仍然单身，为我们家做了不少贡献，凡我们干不了的活都找他，我们永远感激他。
待到我哥上了高中，我上初中，送猪就不用楠叔了，母亲就安排我俩尝试着去送。
楠叔逮猪，无可替代，年龄虽然大了，身手不减当年。肥猪五花大绑后被抬上小推车，小推车的两个车篓，底朝上扣在车桥两边，这样小推车的顶部就形成一个平面，老猪被平放在车顶上牢牢绑住，路上只要不翻车，肥猪再怎么蹬腿也不会掉下来。
匆匆吃过早饭，楠叔给我们将猪从院子里推到大门外，让我哥先驾起来看看，并叮咛再三，路上要小心驾驶，我们哥俩在母亲和楠叔的目送中上路了。
我哥推车我拉绳，目标七里汤食品站。
七里汤离县城七里，离我们村正好也是七里，中间要过两条小河、一条大沙河，还要翻过李家汤村后的一个陡坡。奇怪的是这个陡坡就叫“猪子腚”，远近皆知。
初冬季节，棉裤棉袄，出村不远身上就开始冒汗，我哥驾车也有点颤颤罗罗了。李家汤后村后的那个“猪子腚”陡而长，我在前面奋力地拉着车绳，我哥在后面撅着腚推。走到最陡处，眼看要到坡顶，一个石子“鼓楞”把车子垫了一下，我哥招架不住，身子一晃，连车带猪侧翻在路边。老猪的屁股重重地跌在地上，刚才还悠哉悠哉躺在车顶上，以为要到高老庄去的老猪，又“哇”地一声，大嚎起来。
我哥埋怨我拉得不好，我埋怨我哥推得不好，猪嚎人吵，不可开交。吵来吵去还得去扶车子，我俩捣鼓了半天车子没有掀起来，反而把猪曳得直蹬扒腿，绳子眼看就要松了，绑猪的绳子一旦松了，猪从车上滑下来，我俩可就一点咒也没有念的了。
我哥沮丧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低头喘着粗气。总不能这样耗着吧，我赶紧跑上坡顶，看看有没有在山上干活的社员。此时天色尚早，山上无人，我四处张望着。
哎，天不灭曹，远处还真的有两个社员抗着锨镢向这边走来，我上前说明原委，两位大叔毫不犹豫，立刻帮我们把车子扶起，重新绑紧绳子，并帮我们把车推到坡顶。真遇到好人了，没有来得及道谢，两位大叔已走出老远。
一溜下坡，我俩很轻松地来到大沙河边。七里汤北面，抱龙河下游，两河汇合之处，河面宽广，此处是南去七里汤的必经之地，河沙暄散，异常难走，哥推弟拉，我们奋力拱过河套，又小心翼翼地推上一座颤颤巍巍的独木桥，过桥上路，离七里汤就不远了。
一路打听，找到了七里汤食品站。此时已有各村来的送猪人在吧嗒吧嗒抽旱烟。不一会工作人员来了，我报上了母亲的姓名，工作人员翻着笔记本，在上面划了一下，就开始平等级了。
猪子的肥瘦和重量，决定着猪的等级，一般分一等、二等、三等。
一百七、八十斤以上的一般为一等；一百五、六十斤为二等；一百五十斤以下就是三等了。猪的等级全凭工作人员凭感觉验定，重量差不多的猪，掉一个等级，几十元钱就没有了，可以说这个评等的人就是金口玉牙，从他嘴里吐出来的就是钱，送猪人对他点头哈腰，毕恭毕敬。
我们的猪被验定为一等，哥俩也没有高兴得不得了，这都在母亲的估算之中，只要不掉下一等，我们俩回去就好交差。
过了称，领了钱，又到门市领了一块猪肉。我哥说：“等一会看看杀咱家的猪再走。”我说：“不看，不忍心!”
点猪钱享猪肉
回到家里已是近午，我哥从棉袄兜里掏出一沓叠得板板正正的钱交到母亲手中。正在炕上绣花的母亲蘸着吐沫一遍又一遍地数着，再怎么数也是不足的一百元，九张整的和几个小零钱，但在那个年代这已经是一笔大钱了。一年一个大肥猪，我母亲在村里是出了名的能养猪，在那个经济落后、生产力低下的年代，社员上山干一天活，其劳动价值才四毛多钱，一年下来除去口粮，到年底开支，一个劳力平均也就二十来块钱。而喂猪，当时的毛猪每斤就能卖到五毛多钱，每年连“猪脚”（农村对猪粪的俗称）就能有一百多元的进项，小日子过得就比较宽敞了，邻居们常常到我家借钱。
点完猪钱，母亲就皱起眉头盘算起来，几个孩子念书的费用得多少；过年割布缝衣服、买鞋得多少；一年的咸盐、洋火、火油得多少；添置农具得多少；明年捉小猪得多少等等不一类举。这些都不是我关心的，我关心的是中午能吃顿猪肉包子。
冬天，大白菜是主角，但没有肉总是索然无味的，特别是白菜包子。想吃猪肉白菜包子，只有两次机会，一是送猪子这天，二是过大年。
好不容易挨到中午，热气腾腾的发面大白菜包子端上炕，我和我哥甩着头地吃，里面的白肉那个多啊，吃着那个香啊，泛着油珠的包子汤，顺着手指丫子往下滴，那感觉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
在那个年代，做菜直接用白肉是非常奢侈的，谁舍得吃白肉，能吃到的只是炼油后的肉只只。但这一天能，那白肉块吃到嘴里舍不得咀嚼，含在嘴里慢慢化。母亲说：“别停下，使劲吃，管够！”心想：“妈呀，还用你说吗，我已经吃饱了，可看我哥还没有放筷儿，我就又使劲塞了一个。”
现在吃猪肉可以尽情地吃，但怎么就找不到那时的感觉呢？怎么就没有那时那么馋呢？怎么吃着就没有那时那么香呢？
冬天来了，春天就不会遥远。吃了过年的猪肉饺子，春天就急匆匆来到跟前。
“等到下个集日，就得到小猪市再捉一个小猪了，猪圈不能没有猪哇。”母亲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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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强伦，大专文化。业余擅写作、摄影。写作以散文、报告文学见长。多有散文发表于省、市、区报刊、杂志，部分作品被省及国家级刊物登载。现为山东省青年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威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威海市党外艺术家联谊会理事，文登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